在過去十年間，全球經濟政策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範式轉移。這既非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復辟，亦非傳統凱恩斯主義的延伸，而是一種融合國家戰略、地緣安全與產業升級目標的複合型治理模式。此趨勢可準確界定為「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強勢回歸，是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累積的結構性矛盾，以及疫情、地緣衝突等衝擊的系統性回應。
日本「失落三十年」後的戰略突圍：高市早苗經濟學
日本的案例是此全球轉向的鮮明縮影。自1991年泡沫崩潰後，日本陷入長期通縮與低增長的困境。傳統貨幣政策（如量化寬鬆、負利率）雖維持了金融穩定，卻因企業與家庭形成根深蒂固的「價格下跌預期」，陷入「流動性陷阱」，無法有效刺激實體投資與消費。
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經濟學的底層邏輯清晰且具現實主義色彩：政府角色須從「守夜人」轉為積極的「推動者」。其核心是以溫和通膨與名目GDP成長為催化劑，在動態中稀釋全球最沉重的公共債務負擔。具體策略為大規模財政擴張，投資於基礎設施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目標是使名目GDP成長率持續超越債務利息率，透過「做大蛋糕」相對改善財政健康。這是一場高風險賭注，若增長未達預期，鉅額赤字可能引發主權信用危機；但若成功，日本則有機會真正走出長期停滯，重塑其全球經濟地位。
主要經濟體的政策集體轉向：從「效率至上」到「安全優先」
日本並非孤立個案。全球主要經濟體正展現強烈共同趨勢：政府「看得見的手」正以國家戰略、安全優先和產業保護主義為邏輯，重新擴張職能邊界。
美國的轉向最具示範性。從川普的關稅戰與製造業回流，到拜登政府雖政治修辭不同，卻以更具系統性的方式將其制度化。《基礎設施投資就業法》、《晶片與科學法案》及《通膨削減法案》等，標誌著美國告別華盛頓共識，轉向由國家主導、以戰略競爭為導向的產業政策新時代，直接介入半導體、清潔能源等關鍵領域。
歐洲同樣呈現類似軌跡。德法推動能源轉型與關鍵製造業回流，歐盟層面提出「戰略自主」，試圖在國防、數字經濟、供應鏈等領域降低對外依賴。外國補貼條例、數位市場法等新規，本質上是在為內部市場建立防護牆。
東亞地區，日韓與台灣長期採取產業導向模式，近年更在應對供應鏈重組中強化此策略。中國則以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對半導體、AI、新能源等進行超大規模戰略投資。
儘管政治制度與工具各異，但其核心理念前所未有地趨同：在全球競爭表現為科技與產業鏈主導權競爭的時代，國家必須主動塑造未來競爭力。此轉向的根本驅動力，源自全球金融危機、疫情暴露的供應鏈脆弱性，以及俄烏衝突與中美科技戰帶來的能源、技術封鎖風險。供應鏈斷裂與安全威脅已成現實，因此當代保守主義經濟學的核心，便是修正「效率至上」原則，轉而強調在「安全」基礎上追求「效率」。
供給側重塑、科技革命與政治敘事轉變
當代保守主義經濟學強調對經濟的供給側進行深度重塑。政府不再僅滿足於調節總需求，而是直接參與產業佈局、關鍵技術研發與未來標準制定。財政擴張的內涵轉為「戰略性擴張」，將有限資源集中投入到先進製造、國防科技、清潔能源等事關國家安全與未來競爭力的領域，而非普遍性福利支出。
以人工智慧（AI）為代表的數位科技革命，是此回歸的重要推動力。AI正重新定義生產效率、勞動力結構與商業模式，成為各國必爭的戰略制高點。各國政府因此紛紛將AI提升至國家戰略核心，投入公共資源支持底層算法研究、算力基礎設施與人才培養，因為這些具有長期外部效益的投資難以完全依賴市場機制。美國保障AI硬體供應鏈、歐洲建立「數據主權」框架、日韓強化半導體材料合作，皆體現此趨勢。
這些政策共同指向一個現實：經濟全球化的動力機制正從純粹追求效率的市場邏輯，轉向效率與安全並重，甚至特定領域安全優先的戰略邏輯。各國致力於在自身戰略邊界內建立「安全邊界內的繁榮」體系。
同時，此回歸也代表了國內政治敘事的深刻轉變。有別於金融危機後聚焦於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當代保守主義敘事強調秩序與效率優先，主張先透過產業升級與科技創新將財富「蛋糕」做大，再完善制度落實公平分配。這為積極的產業政策提供了正當性，也回應了中產與工人對就業與國家未來的焦慮。
產業政策、區域化與新競爭格局
展望未來，產業政策將重新成為全球主流調控工具。財政政策將從需求管理轉變為服務國家長期戰略的投資引擎，公共支出集中於戰略性基礎設施、基礎科學與技術瓶頸突破。
全球化模式將出現結構性重構，「超全球化」時代正落幕，取而代之的是以區域經濟集團和「供應鏈聯盟」為特徵的「慢球化」或「友岸外包」時代。北美、歐洲、東亞三大板塊內部經濟循環將更緊密，跨區域流動則可能面臨更多安全審查與技術壁壘。
未來的經濟競爭，將不再僅是跨國企業的市場份額之爭，更是國家間治理能力、戰略定力、創新體系效能與產業政策精準度的全面較量。這標誌著一個政府與市場角色重新定義、國家競爭力與安全邊界深度融合的新時代已然來臨。 （相關報導： 陳國祥觀點：「去川普化」不夠，還必須「去倚美化」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