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政府先前在IEEPA敗訴高度可預期的背景下，仍選擇提前簽署ART，等於在法律基礎鬆動前先行讓渡談判籌碼。如今，美國最高法院將川普政府的原始威嚇工具宣告違法，那麼基於該威嚇而達成的協議，其政治與談判正當性自然應重新檢視。
根據政府對外說明，臺灣以大規模投資承諾、能源與農產品採購、市場開放換取15%關稅待遇。倘若未簽約國家因IEEPA失效而回落至更低常規稅率，或僅面臨短期15%臨時稅率，那麼臺灣的「優惠」是否仍具實質優勢？若協議對價高於實際可避免的關稅負擔，則其經濟合理性便值得懷疑。這個簡單的檢驗標準，即可知曉民進黨政府的對美談判問題多多。
同時守住產業主權與戰略空間
同樣在美國強大壓力下進行談判，韓國的談判策略和成果頗有高明之處，值得臺灣學習。
面對大國經濟壓力，中型經濟體的生存之道不在於硬碰硬的對抗，而在於靈活務實的戰略折衝。回顧2017年至2021年川普執政時期，美國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對包括盟邦在內的多國發動關稅戰與投資壓力測試。韓國作為全球主要出口導向經濟體，首當其衝。韓國並未陷入情緒性對抗，而是採取了一套複合式應對策略：強硬表態、制度談判、利益交換與產業轉型並行。其核心目標清晰明確—避免被貼上「不公平貿易國」標籤，同時守住產業主權與戰略空間。
近期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川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的對等關稅違法，更印證韓國堅持制度性談判路線的正確性。韓國的經驗，對身處更複雜地緣政治環境的臺灣而言，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以制度性談判取代情緒性對抗
2018年，川普政府依據《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對多國鋼鋁產品課徵關稅。韓國是全球主要鋼鐵出口國，立即面臨25%關稅的嚴峻威脅，美國更暗示可能動用汽車關稅作為進一步施壓籌碼。
當時的文在寅政府採取的策略是不高調抗議，不訴諸輿論，而是務實地坐上談判桌。韓國同意修改美韓自由貿易協定(KORUS FTA)，接受鋼鐵出口配額制，換取豁免全面性關稅，同時在汽車安全標準上對美國做出部分讓步。
這種「有限讓利換取確定性」的策略，展現了成熟談判者的思維：不能與美國硬碰硬，但要把損失控制在可預測範圍內。結果是韓國保住了FTA架構，避免了最嚴重的關稅衝擊，為後續調整爭取了時間與空間。
臺灣在面對類似壓力時，民進黨政府卻以滿足美國索求為最高策略，希望藉機將臺灣經貿牢牢綁進美國，以換取安全承諾，故應政治考量而難以展現同樣的談判彈性。經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談判不是示弱，而是管理風險的專業行為。
將投資壓力轉化為產業升級契機
韓國政府對美談判一路展現了高層次的戰略思維。川普政府強調「把工作帶回美國」，要求盟邦企業赴美投資。許多國家將此視為單純的經濟讓步，但韓國政府同意三星電子擴大在德州晶圓廠投資、現代汽車在美設立電動車與電池工廠、SK海力士擴大美國研發與生產布局。這些投資決策並非被動讓步，而是主動配合美國半導體與供應鏈重組的趨勢，提前卡位關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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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將壓力轉化為契機的能力值得臺灣借鏡。當美國要求投資時，韓國企業思考的是：如何在滿足美方要求的同時，獲取技術合作機會、確保市場准入、參與標準制定？這是一種化被動為主動的戰略布局能力。
反觀臺灣，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戰略整合程度不足，未能建立更緊密的「國家—企業協調機制」，只顧滿足美國索求，而未將對美投資壓力轉化為參與美國供應鏈重組的入場券，臺灣產業的談判籌碼因之大為減弱。
安全同盟的價值化運用
韓國在對美談判中，反覆強調駐韓美軍的重要性、韓半島安全情勢，以及韓國對中國戰略平衡的角色。當川普要求提高駐軍費用分攤時，韓國並未立即接受，而是採取拖延戰術，最終在後續新政府時期才達成妥協。
這背後的戰略思維是：經貿問題不能與安全問題完全切割，但也不能讓安全議題成為美國的「無限提款機」。韓國清楚認知到，駐韓美軍對美國本身也具有戰略價值—牽制中國、北韓與俄羅斯。因此，美國並非單方面的施恩者，而是雙方各取所需的同盟關係。
臺灣的安全處境更為敏感，但也正因如此，更需要學習韓國「將同盟價值化」的能力。安全依賴不等於談判無籌碼，關鍵在於能否清晰論證臺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並將這種重要性轉化為經貿談判的緩衝空間。
維持對中國的經濟縱深
面對美中競爭，韓國選擇了「戰略模糊型經濟平衡」路線。中國長期是韓國最大貿易夥伴，這個經濟現實不可能、也不應該被意識形態取代。
韓國的策略是：在高科技領域與美國深化合作，在消費品與中間財市場維持對中國出口，避免在敏感政治議題上過度刺激北京。韓國並未加入全面對中科技封鎖陣營，但在關鍵技術出口上遵守美國規範，以免遭二級制裁。
這種「安全靠美國，經濟不完全脫中」的策略，展現了中型強國的生存智慧。特別是在經歷2017年部署薩德系統後遭中國經濟報復的教訓，韓國更懂得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臺灣的地理位置與政治現狀，使得對中經濟關係更為複雜。但也正因如此，更需要學習韓國「風險分散」的思維，不要將所有籌碼押在單一市場，同時維持與各主要經濟體的務實往來。畢竟，對美關係與對中關係，不應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而是需要細緻平衡的申論題。
最高法院判決後的局勢評估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川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的對等關稅違法，理由是憲法規定關稅權屬於國會而非總統單方面決定。這項判決對韓國而言是重大利多，原先威脅要對韓國等貿易夥伴徵收更高關稅的政策法律基礎已被撤銷。
然而，這不代表韓國完全「免於制裁」。川普政府迅速轉而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款，對所有國家實施10%的全球關稅。韓國仍可能面臨新的關稅衝擊，已繳納的違法關稅是否退還也尚不明確。
韓國政府的回應再次展現其策略特點：密切關注美方後續措施、強調基於韓美特殊同盟持續協商、評估是否調整對美投資方案的談判價值。這種「法律應對＋外交協商＋經濟調整」的複合模式，與民進黨爭府強烈要求通過既有協議，而不願再新事況下重啟談判，爭取更多權益截然不同。
典型的「中型強國生存戰略」
韓國應對川普式壓力的核心原則，基本上是以談判取代對抗、以部分讓利換制度穩定、把投資壓力轉化為產業升級機會、將安全同盟價值轉化為談判籌碼、維持對中國的經濟縱深空間。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型強國生存戰略」—既不能挑戰美國霸權，也不能完全失去自主性。
然而，也必須誠實面對臺韓的結構性差異。韓國是全球前十大經濟體，汽車、造船、半導體、石化、鋼鐵等產業鏈完整多元，對美國而言既是競爭者也是必要供應者。臺灣雖然在半導體領域具備戰略地位，但產業集中度極高，談判籌碼相對單一。
儘管如此，韓國經驗的核心精神仍然值得臺灣學習：在認清自身條件限制的前提下，最大化談判空間；在維護核心利益的基礎上，保持策略彈性；在面對壓力時，將短期衝擊轉化為長期布局的契機。這種務實、靈活、戰略思維清晰的應對模式，正是臺灣在複雜國際環境中所需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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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