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作聖觀點：台灣的AI困境—從「科技與人文對話」的迷思，談主體性智能的缺席

在美式科技敘事長期主導下，台灣的科技發展看似緊跟潮流，實則愈走愈失去方向。冷戰結束後，以矽谷為核心的創新模式，透過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制度輸出，被包裝成唯一正確的現代化道路。台灣在此過程中高度配合，從產業政策到學術研究，幾乎全面對齊美國標準，卻也因此逐步喪失自我定位與發展主體性。

這種結構性依附，在AI時代變得更加明顯。台灣雖在半導體與硬體供應鏈中占有關鍵位置，但在演算法、平台與智能架構的定義權上，始終居於邊緣。近年政府與學界高喊「發展主權AI」、「擁抱大模型」，實際作法卻多半停留在採購國外平台、導入既有工具，形成嚴重的「API依賴」。表面上是科技升級，實際上只是換一種形式的技術代工。

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台灣流行起「科技與人文對話」的哲學式論述，看似試圖補足科技發展的價值層面，實則往往淪為空泛修辭。歐美國家，在經歷了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及多以工業革命，逐漸累積了多元化複雜的哲學體系及科學敘事。但，台湾鮮為科學原創者，許多所謂的對話，也非從台灣自身的歷史、制度與社會問題出發，而是再次借用歐美理論與價值框架，重新詮釋台灣經驗。結果不但未能建立主體性，反而讓人文成為科技附庸的裝飾品。

問題不在於科技與人文是否需要對話，而在於「誰的科技、誰的人文」。當科技路線本身完全依附於外來標準，人文討論若仍以西方語彙作為唯一合法語言，所謂對話只會加深「知識殖民」，無助於形成可操作的發展策略。這也是為何台灣在AI政策上屢屢熱鬧有餘、成果有限，卻難以累積真正的制度能力。

相較之下，近年國際間逐漸浮現的「本位智能（Ontological AI）」思維，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不同於追求通用性與規模化的美式AI，本位智能強調智能系統必須嵌入具體社會情境，透過平台外部化及交流擴散的運作，本位智能回應在地產業、治理與文化需求。AI不只是工具，而是制度運作的一部分，必須與本體共同演化。

對台灣而言，本位智能的意義尤為關鍵。台灣真正的優勢，不在於複製大國的大模型，而在於長期累積的產業組織能力、中小企業網絡、醫療與製造現場經驗，以及高度密集的社會互動結構。這些若能轉化為情境化、主體性的智能系統，遠比單純追逐算力或參數更具戰略價值。

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當前最迫切的課題，不是再辦多少「科技與人文對話」論壇，重新調整本體化步調，不再迷航矽谷，不再以「人多好辦事」為科技創新最高原則，而是重新確立發展主體性，回答「台灣要發展什麼樣的智能、為誰服務」。唯有先站穩自身位置，人文才能成為智能設計的內在邏輯，而非外加裝飾；科技才能轉化為制度能力，而非持續依附的工具。

AI時代，真正的風險不在於技術落後，而在於失去定義自身未來的能力。對岸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旗幟下，已逐漸累積主體性的科技資產及驚豔指標。台灣必須在本位智能上做出戰略抉擇，在多元化、遍地開花的智能世界中，被邊緣化的現實迫在眉睫，台湾必須起而行積極改變，擁抱本位智能，才是産業轉型的王道。 （相關報導： 徐作聖觀點：台灣AI發展結構失衡是産業定位的問題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