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封小紅書很快，封詐騙很慢─政府的雙標才是真正高風險APP

小紅書遭政府以「資安不合格」「涉詐甚多」為由封鎖一年，行政院與刑事局雷厲風行。然而，若真依此邏輯行事，台灣恐怕明天就得與全球主流社群平台一一斷交。畢竟，詐騙之源若真要排隊檢驗，Facebook、Instagram、LINE早就高懸紅牌，偏偏在政府眼中，它們卻從不必接受相同尺度的審視。

以「資安」為名，行選擇性封鎖之實

數發部才發布「高資安風險APP」提醒，隔日刑事局立刻宣布封鎖小紅書，效率驚人。如果台灣反詐也能如此迅速，台灣每天被騙四億元的慘況恐怕不至於持續至今。然而，反諷的是，政府所稱的「資安檢測不合格」卻從未公開標準或技術報告，讓人無從得知究竟是何種漏洞足以構成封鎖理由。

雪上加霜的是，內政部長近日又補上一句：「小紅書沒有落地、警方聯絡不到、都已讀不回。」反之，臉書與LINE因「有代理人、願配合下架」就可以不受禁制。乍聽似乎合理，但稍加思索便令人錯愕，政府的風險判定標準竟不是「危害程度」，而是「聯絡便利度」。既然如此，防詐制度是否變成：平台願意回電話就能免疫，設置客服窗口就成為通往安全名單的通行證？ 這套行政化邏輯或許讓執法方便不少，但卻與真正的詐騙態樣毫無關聯。

涉詐排行榜毫不支持封鎖決定

事實清清楚楚地擺在官方統計中。詐騙訊息前幾大來源從來不是小紅書，而是政府口中那些「願意合作」的大平台：Facebook、Instagram、Threads、LINE 等。其中 Facebook 單月通報超過五萬則，Line 的詐騙案件更以萬計，一年累積動輒數萬件。假投資廣告、詐騙連結氾濫，幾乎成為全民共同經驗。

然而，這些平台因為「找得到代理人」「願意下架」便獲得豁免。問題是：願意合作是否等於能有效阻絕詐騙？合作的結果是否真正減少人民受害？ 政府完全沒有回答，只是以一句「他們願意配合」淡化其龐大危害。詐騙數據在這套政策邏輯中沒有地位，真正重要的竟是行政流程是否順手。如此一來，封鎖小紅書便不再是基於風險，而是基於「容易執行」。台灣防詐政策從保障人民安全，變成了保障政府行政方便。

打詐成政治工具，人民卻成冤大頭

政府這些年喊出「新世代打詐」，法規與預算層層加碼，但詐騙犯罪蒸蒸日上，人民財損屢創新高。當治理失靈時，找到一個「看得見的敵人」最方便，而小紅書正好提供這樣的象徵意義，既能展現政府作為，又能呼應政治氛圍。

至於是否有國安疑慮？社會完全可以討論。然而政府卻避而不談，僅以「無人可聯絡」作為封鎖理由，讓人懷疑決策是否缺乏一致性、透明度與比例原則。倘若封鎖真因國安，政府應說清楚；若不是，便更顯得牽強。

比例原則與真正欠缺的，是治理能力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2條確實授予政府阻斷權，但阻斷是最強硬的手段，理應建立在跨平台比較、量化風險指標、透明程序之上，而非事後以程序性語句敷衍。當政府不願提出完整風險評估、也不願對各平台採用一致標準時，禁制自然難以服眾。
防詐不是比誰的客服電話好打，也不是封掉某一個App就能結束。台灣真正需要的是：

跨平台一致的治理標準

透明、公開的風險評級制度

對巨量廣告平台課予更高義務

以危害程度，而非行政便利性為依據的政策

真正該被封鎖的不是小紅書，而是雙標

當詐騙橫行、人民深受其害，最值得追問的不是小紅書該不該禁，而是：政府到底有沒有用同一把尺面對所有平台？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任何禁制都只會引發更大質疑，真正需要被檢討的，正是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電鍋雨傘小紅書VS.爐碴詐騙陳水扁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