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基層代理教師輕生的悲劇，像一記重重的警鐘，敲響在教育工作者的心頭。我們無法得知這名教師是否真的不適任，但令人心寒的是，無論答案為何，一個旨在「提升教育品質」的制度，竟然能將一個人折磨到選擇結束生命。
制度殺人，不是一句情緒化的指控，而是對當前「校事會議」最沉痛的呼喊！當老師、家長、學生、校長、行政人員都被捲入這場不公平的遊戲時，我們真的只能扮演「手無寸鐵」的防守者，在體制的巨輪下掙扎求生嗎？！
權力失衡的遊戲：檢舉人匿蹤，被檢舉人蒙眼
「校事會議」從設計開始，就缺乏最基本的公平性。基層教師一旦被鎖定，幾乎是陷入了一場蒙上雙眼的戰鬥。我們不知道檢舉人是誰，不知道檢舉內容為何，甚至在面臨懲處時，連完整的調查報告都拿不到。 在法律世界裡，「無罪推定」是保障人權的基石，但在校事會議中，老師們卻必須耗盡心力，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下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種結構性的不公，讓被調查者從一開始就處於極度劣勢，心理壓力巨大，彷彿被拋進無底洞，所有的專業尊嚴和個人意志都在這個過程中被一點一點消磨殆盡。
3天受訓，無限擴權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執行這場調查的權力，竟然交給了僅僅受訓3天、對教育現場脈絡一知半解的「調查員」。他們的權力被過度膨脹，幾乎可以決定一位教師的職業生涯，甚至生命。
我們聽過太多荒謬、傲慢的訪談實錄，那種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態度：
- 「你雖然不到解聘的程度，但我要給你教訓。」 —— 哪一位老師會用這種語氣教訓學生？這根本是對教育倫理的踐踏。
- 「你不要亂回答！」 —— 調查員的角色原本是尋求真相，但在現今的校事會議調查中，卻是手握生殺大權的暴君。
這種缺乏專業素養和人本關懷的調查方式，根本不是在「調查事實」，而是在進行一場權力的展演和羞辱式的凌虐。當調查員用有色眼鏡和既定立場來進行訪談，所謂的公正性早已蕩然無存。
制度的失責：錯誤零成本，生命卻是代價
最核心的癥結在於：調查錯誤，完全沒有任何責任。
當調查結果草率、偏頗，最終導致一位老師被解聘、被羞辱、甚至選擇輕生時，那些握筆做出判斷的調查員，卻能全身而退，繼續他們的「專業」工作。
一個無法對錯誤負責的制度，只會鼓勵更多的敷衍和傲慢。這種「零成本犯錯」的機制，讓校園裡的信任基礎徹底崩解。它不僅傷害了被調查的老師、讓行政人員疲於應付，也讓校長左右為難，更讓家長和學生對校園的信任產生裂痕。
呼喚改革：找回教育的良善與尊嚴
現在，不只是基層教師，越來越多的校長和家長也站出來，要求廢除這個讓校園信任崩解的制度，因為這關乎整個教育體系的核心價值——信任與公平。
我們不需要一個躲在陰影裡、用高壓審判來「處理」問題的機制。每一位站在講台上的老師，都值得被公平對待；每一個涉及教育專業的判斷，都必須基於事實和尊重。
我們不能再容忍制度殺人！ 是時候讓家長、校長、老師、學生、行政、所有教育合夥人團結起來，共同推倒這面不公的高牆，為校園找回專業的尊嚴和人性的良善。這是我們對逝去生命最好的悼念，也是對未來教育最負責任的承諾。
起初他們帶走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接著他們帶走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帶走工會成員，我還是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帶走天主教徒，我仍然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後，他們來帶走我，我想反抗，但已經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Martin Niemöller
馬丁‧尼莫拉是德國基督教信義會牧師，這是他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懺悔詩，鐫刻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懺悔詩中的「他們」，即是德國納粹黨。 （相關報導： 何容君觀點：倡議建立「校園教師友善職場」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全教總高中職委員會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