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歲的黃女士原本懷抱教學熱情，從師範學院畢業後便進入國中（初中）擔任代理教師，一邊準備正式教師考試，規劃著未來數十年的職涯方向。
「這份工作跟我想像的有落差，」她向BBC中文說。當年她同時任教英文和家政，並兼任校內的設備組長，工時和工作量出乎預期。「學生和家長也不好應付，不是一份很有尊嚴的工作。」
在台灣，像黃女士這樣的故事越來越常見。當老師本來被視為「鐵飯碗」，現在卻出現嚴重的「教師荒」，專家指長遠將影響台灣的人才培育和整體競爭力。
教育部統計，截至8月25日，也就是開學前一週，全台公立國中小共3303所學校仍缺乏1429名代理教師。有學校公開甄選教師超過四十次，直到開學還是招不到人。
台灣師範大學師教育系教授、前師資培育學院院長林子斌向BBC中文表示，台灣中小學近幾年都出現代理教師缺額，今年則更為嚴重，甚至許多學校也招不到特定科目的正式老師。
林子斌觀察到，年輕人對從事教職意願明顯降低，他所任職的台灣師範大學，為台灣歷史悠久的大型中等師資培訓機構，一年培育約一千名師資培育生，然而去年僅有不到四成取得教師證，「他們是否真的進入學校任教，又是另一道關卡。」
身兼多職的代理老師
在台灣要當老師，得先從相關科系畢業或修畢教育學程學分，通過「教師資格檢定」、實習半年後方能取得「教師證」，準教師們還得到各地參加「教師甄試」，才能成為正式教師。
由於正式教師甄試錄取率低，很多人畢業後會先從事「代理教師」，成為編制外人員。
這是台灣政府因應少子化，避免校園可能減班、教師超額，維持人事彈性的措施。目前台灣的學校普遍不會聘滿正式教師的缺額，而是大量進用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黃女士離開教育行業前，就是任職代理教師。但身為英文科教師，她只教了「一個班級」的英文課，其他時間要教兩個班級的家政課。
她回憶，當時為了彌補專業不足，假日常要加班備課，向家政科同學請教，或上網學縫紉跟烹飪技巧，花在家政課的時間比在英文本科還多；雖然上課鐘點數少於一般教師表定的一週18節課，但實際工作量卻遠遠超過。
她也指出，該校因為人力緊迫，理化等升學科目須任用代課老師，「下課就得趕著去下一間學校」，這些非正式老師通常不會撥空為學生回答課業問題。
「我們要對學生負責，不能鬆懈，可是現實又不是這樣，」黃女士坦言， 教學環境並不健康，她擔心「誤人子弟」，不僅對教學沒有成就感，也無法在專業一展長才。
「我好像能想像當老師的整個未來，這是我想要的嗎？我可以這樣生活二、三十幾年嗎？」
喘不過氣的行政工作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侯俊良表示，教師年年人力不足，不僅每人要分擔的課務沈重，校園行政事務還日益增加，教師長時間加班，普遍過勞，行業前景顯得悲觀，九成教師都不希望自己子女從事教職。
黃女士在國中任教時，就要兼任學校的設備組長，負責管理圖書館、發放教科書，「正式老師不想做，但剛到任就接這職位，真的滿辛苦。」
就這樣，她告別原本的夢想職業，轉行到私人企業工作。
根據教育部統計，全台約有7.4萬名已取得教師證的準教師，最終選擇不投入教職，轉而投身其他產業。
27歲的陳女士也畢業自師範學院，大學時期曾當實習教師，也體會到身兼多職、沒有明確上下班時間的問題。
她向BBC中文表示，教學雖然有趣，但她這一代年輕人並不追求「一輩子」只做一份工作，「職涯還有很多可能性」，她為了保有選擇，畢業後便直接到私人企業工作。
教師年齡斷層
新血留不住，前線老師都說台灣的學校有明顯年齡斷層。
黃女士說，當時任教的國中「20多歲只有我一人，大部分都40歲以上」，由於教師是公職、長期被認為「鐵飯碗」，部分資深教師明顯不適任，但情節未嚴重到被革職，與重視員工表現和績效的私人企業很不同。
「但整間學校如果多是這樣的老師， 願意認真教學的老師就會變少。」
教育部報告顯示，台灣中小學年輕教師比例與其他國家相比都普遍偏低；鄰近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三十歲以下國小教師比例，就比台灣分別高出16.6%和11.4％。
黃女士離開教育現場，未繼續完成正式教師考試，也不是罕見的選擇。
過去10年，台灣每年報考教檢的人數多在9000上下，師資人數看似穩定，但教甄報考人次從2015年起便跌破4萬大關，一路逐年往下，2023年只剩三萬多人。
教師薪資大不如前
以往教師被視為高薪行業，但目前薪資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據統計，過去20年台灣基本工資漲幅達230%，但國中小教師鐘點費僅上調5%至29%，落後於整體社會薪資水準。
黃女士畢業自師範體系，同屆英語系畢業生有80人，現在還在當老師的只有五人，「而且其中四人是公費生，畢業後必須到學校服務」。
她指出，教師薪資對文組畢業生而言，雖然起薪較好，但底薪成長幅度有限，通常都要「超鐘點」加班、接行政職或專案加給，才能達到理想薪資；理組畢業生則更傾向直接到企業工作，「薪水更多、賺得更快，有人就直接去台積電工作。」
台灣中小學教師底薪為2.5萬元新台幣（820美元；610英鎊），加上學術研究加給、導師費、行政加給、偏遠地區津貼等，第一年薪水範圍為4萬到4.7萬元，工作十年的薪資範圍則在4.8萬元至7.8萬元左右。
相較之下，科技業新鮮人的平均起薪不僅較高，落在4.5萬至5.3萬元，在前景看好的晶片設計領域，部分公司的年薪可達400萬台幣以上，還有績效獎金、股票分紅等制度。
八成教師曾受「投訴」困擾
前線老師說，近年外界流傳的教師「鬼故事」，包括導師下班經常要接家長電話，還有不少教師被家長告的案例。
今年37歲、在桃園市一所國中任職的教師蔣明倫就曾經歷嚴重的家長投訴案件。
他向BBC中文表示，擔任導師時曾為了幫助一名成績不理想、面臨畢業危機的學生，卻被學生誤解其用意，向家長傳達「必須來學校求老師才能畢業」的訊息，導致家長找上議員與校長投訴。
最終整起事件在他跟家長當面溝通後化解了誤會，但仍在其心中留下陰影，不再承擔導師職務。
「很多老師現在態度就是多做多錯，不要沒事找事，用最低底線的方式工作，但教育工作不該為了自保。」
蔣明倫說，他國中時深受當時導師影響，「想成為像他一樣的人」，從此將教師視為夢寐以求的工作，但在當今教育現場，教師專業不被尊重，也因為學生跟家長的不信任，時常發生爭議跟衝突；教師受家長濫訴、接受過度調查的情況日趨嚴重。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侯俊良指出，職場環境惡化是年輕人不願投入教職的主因之一，無論其是親身經驗，或是聽聞他人的負面故事。
根據工會調查，約有八成教師曾因自身或周遭同事遭到投訴而被調查，這已成為教育現場普遍且深刻的集體經驗。
「留下來是因為幸運」
這幾年，蔣明倫經歷不少年輕同事離開教職，其中一人曾是他第一屆導師班的學生，受他影響也將教職當做志業，但對方實習時遭職場霸凌，「沒實習完就決定放棄教職」，這些人如今都從事著與教育無關的工作。
他表示，教職缺乏誘因讓年輕人留下來，政府部門應設法提升教師薪資、透過制度改善重建教師尊嚴，「孩子教育不僅來自校園，家庭教育功能也很重要」，家長要建立正確認知外，教師內部也應設法與時俱進。
「我沒有因為遭遇一些事情，就對教師這行灰心，但我們必須進步，學習新的教學方式與新世代溝通。」
今年28歲、在高雄一所高中任教的張女士告訴BBC中文，儘管整體教育環境面臨挑戰，校園內部的管理者仍可透過積極作為，任用並留住更多年輕教師。
她指出，目前許多年輕教師一進入校園便被指派兼任行政職務，常因工作負擔過重而需加班至晚間七、八點。她的男友今年剛成為正式教師，卻在上任一個月內就因兼任訓育組長、籌辦畢業旅行壓力過大而萌生離職念頭。
相較之下，張女士任教的學校在工作分配上相對平均。行政職務與教學專案由教師輪流擔任，年輕教師不會在初入職場時就承擔過多責任，避免手忙腳亂的情況。「會由有經驗的老師帶新進老師一起做。」
她坦言，能夠持續從事教職「是因為幸運」，該校教學風氣開放，也更願意進用年輕人，其任教科目有20名教師，約有近二分之一教師與她年齡相近。
沒有人才，如何支撐高科技發展？
教職對年輕世代吸引力下降，已非單一職場問題，被視為是攸關國家發展的潛在危機。
教師工會代表侯俊良表示，近年教育部放寬聘用條件，允許學校在招不到代理教師時，得以彈性聘用未具教師證的教學人員，雖然短期內可緩解人力不足，但這類「權宜之計」恐造成教育品質的結構性風險。
「教育是國力的根本，台灣近年積極發展AI與高科技產業，更仰賴高水準的教育人才投入。有足夠創意、自主規劃能力的老師，才能引導孩子應用科技，面對未來快速變化的世界。」
教育政策專家林子斌指出，若希望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教育領域，政府必須調整教師薪資結構與工作條件。「不要再把教職神聖化，對年輕一代來說，這就是一份職業。」
林子斌認為，政府應讓課程回歸教學專業，並改善整體職場環境，包括補足行政與教學人力。他以新加坡為例，該國透過明確的職涯發展制度，讓教師可選擇教學、行政或教材研發等不同路徑，提供年輕人多元的職涯想像與成長空間。
「年輕人需要看到教職的發展性，不是二、三十年都做一樣的事。」林子斌說。
民進黨籍立委陳培瑜向 BBC 中文表示，政府過去為了因應少子化影響，長期未提升正式教師員額，仰賴代理與代課教師支撐教學現場，但這些人力難以負擔日益繁重的教學工作量，也難以滿足新課綱所需的多元教學需求，削弱年輕世代從事教職的意願。
她認為，政府應跳脫傳統思維，重新想像教育資源配置與師資制度。「少子化不代表就不能增加老師，」陳培瑜說，反而應趁機推動「精緻化教學」，將每班人數從過去的五十人縮減至二十人，以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照顧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