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嘉宏觀點：憲法法庭非第四審─釋憲與裁判之權限區分

一、憲法法庭的角色定位：不是第四審，也不是「憲法法院」

憲法第七十八條明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這是大法官最原初的憲法授權，屬於「憲法解釋權」；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則增設：「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由此可見，「憲法法庭」僅是增修條文授權下的一個特別審理機關，其職權範圍限於「彈劾總統、副總統」與「政黨違憲解散」等之特別程序；而「憲法解釋」仍屬「司法院」職權，不等同於訴訟審理。所以，憲法法庭並非「第四審」，也不是「憲法法院」。

加上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第81條：「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憲法所稱的「終身職法官」方為負責「審判」者，任期八年、不得連任的大法官並非憲法所稱之法官，焉能對訴訟進行審判？所以，大法官乃「釋憲者」，儘管大法官們可以採用法庭訴訟程序為其議事程序，但釋憲結果就是釋憲，並非「裁定」、「判決」。目前，實質上仍為「憲法解釋」卻以「憲法判決」名之，相較之下，原來的「司法院釋字第幾號」更為妥適。

換言之，憲法法庭不應視為一個「永久性憲法法院（司法院）」，而是行使兩種憲法職權之特殊程序。在此觀點下，《憲法訴訟法》第30條對於「判決」、「裁定」、「評議門檻」之過度司法化設計，實際上已模糊了釋憲與裁判之界線，甚至可能逾越憲法本文的授權界限。

二、從「憲法法庭在睡覺」說起

2025年10月，開始一場前所未有的「憲政休眠危機」。由於七名大法官任期屆滿、後續總統所提名的人選名單兩度遭立法院封殺，現行憲法法庭僅剩八名大法官。依《憲法訴訟法》第30條規定，判決須有十人以上大法官參與評議、宣告違憲須九人同意。結果導致法庭陷入制度性癱瘓，二百多天未能作出任何判決。

前大法官黃虹霞批評：「是誰給你們大法官睡覺的權力？」而現任大法官蔡宗珍、朱富美、楊惠欽三人公開聲明指出：大法官須恪守現行有效之《憲法訴訟法》，在未達合法組織門檻之前，不得進行評議或判決。這場事件揭開了台灣憲政體制下，法條拘束、憲政運作與政治僵局之間的三重張力。

依現行《憲法訴訟法》第30條規定：「判決，除別有規定外，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第一項）」，「前項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十人。作成違憲之宣告時，同意違憲宣告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九人。（第二項）」，而當「參與人數未達前項規定，無法進行評議時，得經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為不受理之裁定。（第三項）」此高門檻設計原為保障合憲審查之正當性與民主授權的穩定性，防止少數意見即左右整體憲政秩序。 （相關報導： 風評：是誰，造大法官的孽？ ｜ 更多文章 ）

三、制度癱瘓：八人法庭的憲政困局

2024年底至2025年，賴清德總統兩度共提名過共十四位大法官人選，均未獲立法院同意。立法院多數派認為提名人政治色彩過重；總統府則反批在野黨「違憲阻擋」。在「大罷免，大成宮」的政治對抗背景下，《憲法訴訟法》第30條的高門檻成為癱瘓導火線。司法院統計，截至2025年8月底，法庭共有360件未結案，其中人民聲請案達327件。這意味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救濟途徑實際陷入停擺。

截至2025年10月，憲法法庭僅存八名大法官，遠低於法定門檻。依《憲法訴訟法》第30條規定，法庭因此無法合法進行評議、言詞辯論或作成暫時處分。三位大法官在聲明中強調：「合法組織門檻為十人，低於十人原則上無法組成合法憲法法庭，不得進行已受理案件之評議。」三位大法官認為，大法官有憲法忠誠義務，不得以違法方式「自我擴權」，更不得以少數人之名行違法裁判之實。然而，社會輿論不安，憲法法庭「長期休眠」絕非好事；在野黨呼籲總統盡速提名「適任人選」，以恢復法庭運作。

現任八名大法官中，分為兩派：首先是「守法派（蔡宗珍、朱富美、楊惠欽）」，他們認為應嚴守《憲法訴訟法》之程序與門檻，否則評議無效。另一是「守憲派（呂太郎、謝銘洋、陳忠五、尤伯祥）」，他們主張憲法解釋權高於程序法，不能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使憲政空轉。守憲派藉著近期一件不受理案件的不同意見書中指出：「憲訴法不得封鎖大法官行使憲法解釋權。」而前者則回應：「若組織不合法，則評議自屬違法，恣意解釋即為自我擴權。」這種分歧正反映出台灣憲政現狀的結構性矛盾——不是法官的大法官既被要求釋憲像法院一樣運作，卻又缺乏法院應有的人事補任與政治穩定機制。

四、釋憲不是判決：法理的邊界與制度誤置

從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對照可見，「釋憲」與「審判」具有根本不同性質：釋憲是對憲法條文與法律命令之合憲性（有無牴觸？）進行解釋，性質上屬「會議程序」，重在形成共同意見；審判則為對具體爭訟作出「判決」，需具備當事人、訴訟程序與拘束力。而《憲法訴訟法》將釋憲程序全面「訴訟化」，賦予其「裁定」、「判決」、「主文」、「主筆大法官」等司法語彙，實質上使大法官成為「憲法法官」。這一制度轉向引發學理質疑：不是法官的大法官能否在未經憲法本文授權下行使「裁判權」？若依嚴格憲法解釋，司法院有「解釋憲法」之權，而無「裁判憲法」之權；憲法增修條文所設的「憲法法庭」僅限於增修條文明定的兩種案件（彈劾與政黨解散）之審理。因此，透過《憲法訴訟法》所創設的「一般憲法訴訟制度」已然逾越憲法授權範圍。解套的思路，有人主張總統提名任命經立法院院內程序參與（朝野黨團協商），其實分批提名兩位以上低政治性大法官行使同意權，避免全部提名同時遭封殺。當然，釋憲與裁判分流，重新界定「釋憲」與「憲法法庭審理」之界線，恢復釋憲性質的大法官會議，減少訴訟化傾向，也就是「司法院」和「憲法法庭」一大一小的概念範圍不能混淆。

五、結論：憲法法庭的合法性與存在理由

《憲法訴訟法》第30條的評議門檻原為保障憲法裁判的正當性，卻意外在政治僵局下成為憲政停擺的法律陷阱。從憲法體系觀之，大法官的本質並非司法審級的「法官」，而是憲政秩序的「解釋者」。釋憲可以採用訴訟程序形式化處理，但不應因此喪失其「會議性與憲法性」本質。當前的八人法庭困境，不僅是制度癱瘓的表象，更暴露出台灣憲政架構中「權力設計錯置」的深層問題。唯有回歸憲法本文之授權邏輯，釐清大法官的角色定位，憲法法庭才能真正從休眠中甦醒——不是因為「被喚醒」，而是因為被重新理解為憲法秩序的守護機構，而非政治體制的延伸工具。 （相關報導： 風評：是誰，造大法官的孽？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輔英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