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錯誤無法抵銷為正確，卻能互相掩護，偽裝成理由。(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 but they make a good excuse.)
--美國精神病學家 湯瑪士·薩斯(Thomas Szasz)
《紐約時報》在 2025 年九月二日的專論中，以醒目的標題〈加州勿再傑利蠑螈〉(Do Not Re-gerrymander California) 提醒世人：選區劃界若一開始就是「違法扭曲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那麼再次違法扭曲劃界（re-gerrymander）並不會產生「負負得正」的結果，只會進一步侵蝕制度信任。
事實上，傑利蠑螈的核心在於透過「壓縮」（packing）與「分裂」（cracking）等技術，將選民意志轉換為政黨優勢。這不僅偏離代議制精神，更讓「政客選選民」取代「選民選政客」。當川普於 2025 年夏天要求德州重劃選區，「多生出五席」眾議員時，他並非創造新的戰術，而是揭開已存在多年的制度傷口。
隨後，加州的州長紐森(Gavin Newsom)提出「報復性重劃」的計畫，試圖以選民公投暫時中止加州的獨立重劃委員會；紐約、伊利諾伊與密蘇里等州則相繼傳出修憲或立法的可能性。於是，美國政治進入一場全國性的「八州之戰」。問題在於：若民主赤字的解藥，仍是以另一種形式的民主赤字來補充，最終結果只是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
歷史背景：從Redmap到制度性優勢
若要理解 2025 年的「八州之戰」，必須回到 2010 年。當時共和黨啟動了「紅州地圖」(Redistricting Majority Project, Redmap）計畫，投入數千萬美元在地方議會選舉，藉由奪取州議會控制權來主導劃界。結果，在 2012 年，即使民主黨在眾議院選票總數上多出 140 萬票，共和黨仍憑藉新劃界線保有 234 席。
這段歷史揭示了兩個事實：第一，傑利蠑螈已不僅是地方政治的遊戲，而是左右國會權力平衡的結構性武器；第二，科技與大數據使劃界的精準度遠高於冷戰時期，將制度扭曲推向新高度。
法律脈絡：聯邦與州層級的落差
在法制層面，Rucho v. Common Cause（2019）釋憲案成為轉捩點。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宣布以 5 比 4 判決，認定黨派劃界屬「不可裁判的政治問題」，關閉了聯邦法院對各黨派傑利蠑螈的審查。此舉相當於把紅線擦掉，讓州政府自行決定是否要走向極端。
此一判例出爐後，法律結果竟然出現分化：部分州（如密西根、科羅拉多）透過公投建立獨立重劃委員會；而另一些州（如德州、北卡羅來納）則進一步利用判決縱容的空間，推動大規模劃界。2025 年德州的「五席計畫」，正是這種制度漏洞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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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戰場：八州案例的全景
制度性的爭辯或許仍顯抽象，但「八州之戰」提供了最具體的證據。從德州到加州、俄亥俄與密蘇里、紐約到佛州，政治攻防皆在選區線條中顯影。這些案例揭示法律與憲政的縫隙，也映照政黨如何將制度轉化為權力資源。接下來的八州全景梳理，正是理解當前美國政治撕裂的關鍵入口。
1.德州是這場戰役的核心。川普與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推動罕見的「十年內二次重劃」，意圖翻轉五個民主黨席次。民主黨議員因此出走避席，被罰款並面臨聯邦調查。
2.加州則是報復性重劃的焦點。州長紐森提案透過 2025 年 11 月特別公投，暫停獨立重劃委員會運作，新增五席民主黨優勢區。此舉遭到前州長史瓦辛格與良治團體強烈反對，認為將摧毀十多年改革成果。
3.密蘇里州的戰場則集中在堪薩斯市。共和黨人可能藉由拆分伊曼紐·克里弗的選區來奪取席次，但憲法僅允許「每十年一次」的重劃，訴訟風險極高。
4.俄亥俄州是制度性必須重劃的案例。2018 年改革規定，若兩黨未能達成共識，則由傾向共和黨的重劃委員會接手，預期可能為共和黨帶來 2–3 席增益。
5.紐約州的民主黨人則尋求憲改，計劃廢除獨立委員會並收回議會權力，但最快也要 2027 年才能生效，屬於戰略性佈局。
6.伊利諾伊州的可能性有限。全州僅剩三個深紅選區，幾乎無法再擠出安全的民主黨席次，且議會領袖也缺乏共識。
7.印第安納州的副總統范斯曾親赴遊說，盼推動劃界。但州憲僅允許十年一次，除非修改法律，否則實行難度極高。
8.佛州則聚焦於「公平選區修憲案」的爭議。最高法院已裁定拆分北佛州黑人選區合法，引發民主黨強烈抗議。共和黨可能利用此判例，進一步推動其他地區的劃界。
綜合來看，這八州各自面臨不同的憲法、法律與政治制約，卻共同構成了全國性權力爭奪的拼圖。
制度風險：民主赤字的惡性循環
這場「八州之戰」不僅是短期選舉操作，更帶來深層制度風險。首先，若藍州報復性重劃合法化，將使獨立重劃委員會的改革成果化為烏有。以加州為例，2010 年公投建立的制度曾被視為「民主治理的典範」，如今卻可能因一次短期操作而遭摧毀。
其次，這種惡性循環將迫使兩黨在國會選舉中形成「結構性偏差」。據《紐約時報》分析，若德州、俄亥俄、印第安納與佛州全面推動重劃，民主黨至少需要在全國普選中領先 2–3 個百分點，才有可能贏回眾議院。這意味著即便民主黨贏得多數選票，也可能輸掉席次。
最後，傑利蠑螈加深了選區安全化，使競爭減弱、初選極端化。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顯示，在高度劃界的州，兩極化議員比例平均高出 15%，直接削弱跨黨妥協的可能性。
比較視角：國際經驗與美國困境
若與其他民主國家相比，美國的困境格外突出。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國皆由獨立或跨黨派委員會負責劃界，並以人口、社群與地理完整性為核心標準，而非政黨利益。德國則透過憲法法院嚴格監督，確保劃界符合比例代表原則。
美國的例外性在於：憲法賦予州議會高度自治，但缺乏聯邦標準。這使得各州能「合法」進行黨派劃界，而聯邦法院又在 Rucho 案後退出審查。正如學者所指出，美國是全球少數仍容許選區設計被赤裸裸用作政黨工具的成熟民主國家。政策建議：走出惡性循環的可能路徑
重啟聯邦立法：可考慮重新推動《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中有關全國劃界標準的部分，至少要求各州遵守基本的競爭性與人口均等原則。
司法監督：國會可授權聯邦法院介入極端案例，或設立專責法庭審查。
獨立委員會的保護機制：透過憲法或超高門檻，避免政黨以臨時法案或公投推翻。
數據與科技透明化：要求公開劃界演算法與資料，以便學術與公民團體檢驗。
跨州聯盟：鼓勵建立多州間的合作機制，形成「公平選區協議」，避免單邊報復。
這些措施並非萬靈丹，但至少能減緩「政黨報復性重劃」的螺旋效應，守住代議制的最低信任線。
以扭曲對扭曲 負負不會變正
卡夫卡曾經感謂：「每一次革命都會蒸發殆盡，僅餘一層新官僚主義的惡濁淤泥。」(Every revolution evaporates and leaves behind only the slime of a new bureaucracy.)。的確，「八州之戰」揭示了美國民主的結構困境：選區劃分的制度本應保障選票平等，但制度改革卻成為權力遊戲的工具。正如《紐約時報》社論所警告的，選民不應寄望於「再次違法扭曲劃界」能夠修復制度裂痕，因為制度扭曲並不會因加倍而產生公義，反而會讓民主赤字更加深重。
美國的挑戰，不僅在於如何應對當前的劃界爭議，更在於能否建立長期可持續的制度性防線。若不能及早正視，2026 年的國會選舉將不僅是多數席次的爭奪，而可能成為摧毀美國民主韌性的關鍵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