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俊榮專文：威權時代的環境立法，國會也不是橡皮圖章 | 葉俊榮

臺灣在1980年代中期出現大量環境立法時，仍處於威權統治的脈絡，國會並未大量改選，大部分立法委員仍為國民黨籍，反對黨(後來的民進黨)立法委員僅占非常少數。即令如此，國民黨內部的不同派系如當時的集思會或新國民黨連線，對包括環境立法等的各個不同議題，彼此之間會有合縱連橫，反對黨(後來的民進黨)在其中也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此，即使當時仍處威權脈絡，行政部門所提出的法律案，在立法過程中，也還是會受到各種質疑，立法院並非當然就是扮演「橡皮圖章」的功能。在這樣的背景下，環境立法的政治過程，所出現的不是政黨與政黨的對決，而是對議題本身有不同關切的各個力量，這也使得環保團體在其中，仍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後來臺灣進入到1980年代末期及1990年代的民主轉型時代，陸續必須面對先前經濟快速發展而未能顧及環境問題，包括各地工廠的嚴重污染，五輕、六輕的設廠、核四的爭議等，並且在臺灣各地都出現了由受害民眾發起的環境自力救濟事件。在民主轉型相對開放的政治及社會環境下，一方面有民間環境團體的高度動員，另方面也有學者積極透過撰寫報章雜誌呼籲政府積極透過立法來面對問題，再加上記者及媒體主動報導，進而引起更多的社會公眾關心。這樣由下而上的互動循環，是當時出現大量環境立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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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期，立法院已經全面改選，立法委員面對選舉時，必須反映當時的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擔憂、以及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當時，總統尚未直選，而是由尚未全面改選的國民大會代表選出，不須直接面對困難環境問題的解決。某個程度上，可以說是轉型的臺灣把政治的緊箍咒拿掉，讓社會有更多的政治空間可以反映污染及環境保護的問題，使環境議題在這樣的脈絡下有發展的可能，這是臺灣與其他歐美國家在環境立法脈絡下的不同之處。

在整體環境立法的脈絡原因之外，個別環境立法亦有不同的動因。其中，危機的觸動，往往是很常見到的立法或修法動因。我國著名的案例，是1980年代的林園事件，並且因此而有公害糾紛處理法的制定。此外，同時間，桃園基力化工排放廢水造成土地污染，也促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的制定。

林園事件是起因於1973年，政府開始規劃石化專業區，林園成為中油三輕的園區，位於高雄縣南端高屏溪出海口，區內有十八家廠商。規劃之初，政府承諾當地居民有穩定的工作，以後可以不再辛苦地種田、捕魚。不過，後來廠商竟然以居民「素質太差」為由，對外招攬員工。運作數年後，林園成了公害之鄉，工業區將廢水直接排放進農用溝渠，再順高屏溪流入臺灣海峽。而工業區的運作也需要大量用水，迫使農民與養殖業者需要抽取地下水。由於廢水排放溝渠，經由土壤滲透進地下水層，使地下水在不久後也開始有臭油味。（相關報導：林園非法處理廠二次火警環保局主動移送法辦近期雄檢起訴｜更多文章）

1988年9月20日，工業區趁連日大雨將工業廢水大量排出，同月23日，高雄林園鄉汕尾地區漁民發現工業區污水布滿整個漁港，海面上到處是魚屍，漁民謀生的舢舨都受到污染。憤怒的群眾要求工業區停工，居民包圍石化園區，造成十八家的石化廠無法運作，使相關石化產業相繼停擺，面臨嚴重危機。經過談判，政府答應付出總額近十三億元賠償金，由廠商共同負擔。具體的賠償金額為汕尾地區每人八萬元，中芸等四村每人五萬元，林園其他地區每村可獲得建設基金一千萬元以下，政府並表示這樣的賠償下不為例。另一方面，獲賠這樣高額的賠償金，卻讓林園人背負「環保流氓」的罵名，居民對污染抗爭的正當性亦遭媒體及學者批評。林園事件及其鉅額賠償，引發各界議論及檢討，最後為了能公正、迅速、有效處理公害糾紛，才有公害糾紛處理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