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俊榮專文：環境議題與運動大步成長，與反對黨介入密不可分

由於過去多年對於環境的漠視與破壞，許多環境問題早就應該浮上檯面，但卻因為政治戒嚴而被壓抑。直到1987年解嚴，政治氛圍鬆綁，各種大小規模的社會運動出現在臺灣社會中，環境問題也隨著臺灣社會運動的高峰漸漸被凸顯。1980年代末期的社會運動是以受害者意識為中心，進行運動的組織多名為自救會，以受害者的地位展開各種社會運動。此時受矚目的議題包括抗議高房價、勞工權益、消費者保護運動等等。環境亦為社會抗爭的重要議題之一，在抗爭的數量上與事件的重要性都有急速成長的現象。當時重要的幾件環境抗爭運動包括鹿港反杜邦設廠抗爭、高雄後勁反五輕抗爭、高雄林園抗爭，以及北桃四鄉不明公害抗爭等。

環境議題與環境運動之所以能獲得長足的成長，跟反對黨的介入以及中央與地方間就環境問題的隔閡有所關聯。剛剛起步的民主進步黨積極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希望能藉此拓展選票，包括環境運動領域。民進黨中央公布了比執政的國民黨更為重視環境的政策，黨組織與派系也與各個環境運動組織緊密結合。中央與地方就環境有所爭執的最典型案例是宜蘭的反六輕運動，此時的臺灣與1960年代的日本十分類似，地方比中央政府更重視環境的保護，而當時的無黨籍縣長陳定南，也是藉助了民進黨的許多資源。

這時期的環境運動促成了許多重要的環境法規立法（雖然立法並非於這個時期完成），例如1994年制定公布的環評法，加上行政法的改革與行政革新，讓環境運動慢慢取得了制度化的基礎。後來公民訴訟的建立、人民團體法、集會遊行法、政黨法都對環境運動有所貢獻，讓環境運動在未來能制度化、更成熟，並進入更多元的時代，包括立法遊說、司法、行政革新等，而非只有街頭抗爭。在組織上則於1987年時，將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升格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除了組織層級的提升外，也將更多與環境相關的事項納入其職權中。

隨著1987年的解嚴，1991年5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憲政改革的需求也越來越為迫切。從1991年到2000年期間，總共進行了六次的修憲，一方面強化國民黨政府對內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則強化在國際上對外的代表性。

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下，這時期國內環境議題的發展已慢慢朝向制度化，除了修訂原本的管制污染法律之外，也出現許多新的立法。前者除了前面提及的廢清法、空污法、水污法以外，還包含噪音管制法等；後者則包括公害糾紛處理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環評法等。其中最重要的立法成果是環評法，該法是在眾多管制型法律中唯一與環境決策程序相關的法律，也代表了對於環境的思考已經從污染防治前進到事前將環境納入評估。在修憲的過程中，也不斷有環保團體與學者提出應該將環境權入憲的訴求，最後環境權並沒有成為憲法的基本人權，而是形成增修條文中的環境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的基本國策條款。 （相關報導： 北宜高鐵環評過關卻爭議不斷！環評委員控2內情未說清：到底要拆遷多少房屋 ｜ 更多文章 ）

此一時期臺灣在各方面都面臨國際化的需求，環境議題亦包括在內。臺灣自退出聯合國之後，與國際的接觸一向非常稀少，可說是被隔絕在國際社群之外。從這個時期起，臺灣開始嘗試重返國際社會，除了透過修憲強化對外代表性之外，政府也積極採取行動，申請加入一些國際組織，如關貿總協定與亞太經合會等。

在環境議題上，由於1992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議，國際間對於環境議題的討論更是高漲。由於臺灣遲遲無法進入國際社會，對於國際環境議題的脈動非常陌生，沒有參與重要國際環境會議的經驗，也沒有協商國際環境條約的機會。因而，臺灣也無法藉由協商或加入國際環境公約，而感受到國際環保的壓力。此種與國際環境議題脫節的情形被犀牛角與虎骨事件打破。臺灣的環境團體與國際社會結盟，由英國環境調查協會撻伐臺灣對犀牛角與虎骨管制不力。當時臺灣並非任何國際環境公約的成員，我們也認為不可能受到任何制裁。然而華盛頓公約組織作成決議，要求各會員國用盡各國的方法來制裁臺灣（當時制裁對象包括臺灣、香港、中國，不過主要是針對臺灣）。美國在這次的事件中首次成功運用培利修正條款(Pelly Amendment)對臺灣進行貿易制裁。這個事件凸顯出即便不是會員國也可能受到國際環境公約的制裁，政府與企業開始感受到國際環保的壓力。

3.5. 民主鞏固與全球化階段(2000-)

從臺灣一百多年來的環境議題發展觀之，相較於其他國家，臺灣在全球中的環境議題發展是比較慢的，但整個歷程是壓縮在較短時間內。2000年進行第一次政黨輪替，臺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從1987年解嚴起，開始一連串的民主轉型過程，自此時起，即進入了民主鞏固的階段。除了內部的穩定之外，臺灣與國際的連結在此一階段也有新的進展。在永續的概念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等等都是相互糾結，臺灣所要面對的，毋寧是一個全球競爭的時代，未來所要面對的更是全球的治理。如何在內國的規範上貫徹永續的概念，並與國際全球議題接軌，將是這一個階段最為重要的課題。58

另一方面，近年來全球政治正在面臨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現象，連帶影響到環境永續的深化，尤其是對於氣候變遷的治理而言。越來越多人開始反思究竟民主政治與氣候治理之間如何可以相輔相成，或是兩者其實是具有本質上的緊張關係。這個階段也正是凸顯出我國的環境政策與國際治理之間，日益深刻的關聯性，作為國際社群的一分子，臺灣也必須認真思考自身在國際環境議題上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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