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觀點：擺盪於「法—社會」與「社會—法」的兒童保護體系及其結構性反思 | 王順民

出養男童剴剴因遭到惡保母姊妹的凌虐致死，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群體憤怒，根據報導，剴剴在被照顧期間，身上出現42處受虐傷痕，經過多次的醫療救助後仍不治，此案的兒童福利聯盟主責社工陳尚潔因未依規定進行必要的訪視，遭檢方起訴為過失致死及偽造文書罪，經過三次的庭審，陳社工始終否認自己的責任，並聲稱自己並非主責社工，千迴百轉的該起事件同時也揭示現行社會安全網漏洞而來的系統性失靈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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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此一悲劇事件的根本原因，係在於現行兒童保護體系中的責任劃分不清問題、收出養媒合服務管理辦法的制度性缺失，以及跨機構協力銜接與監管機制的不完善，具體而微的可能歸因，像是：

（一）首先，陳社工的怠忽職守，是導致剴剴未能獲得及時獲救的直接歸因，這是因為，在她在接手案件後，對於剴剴的異常情況，並未有社工覺察能力的立即性反應，並且在訪視時也未能遵循和落實相關規定，這顯示她在職業責任上不可囿諒的所犯錯誤；

（二）其次，整個收出養服務抑或服務輸送系統的協作機制，依舊存在著包括垂直串接、橫向對接、協力銜接和體制嫁接等環扣運作難題，致使共案的夥伴們，彼此之間的責任劃分不清、處遇資訊的傳遞不暢，而無法形成有效的監督合力，更遑論於如何期待能夠形成一個更具韌性和共融的兒童保護體系，藉此避免悲劇重演；

（三）此外，全社會對於家庭托育的監管力度不足，缺乏對於保母的專業培訓與輔導監督，進一步加劇悲劇事件的一再發生。

冀此，針對剴剴受虐致死事件，理當有下幾個面向的策進作為，包括：

（一）強化社工的專業培訓：必須加強對於社工的專業知識及職業道德的培訓，以確保面對諸多變異的服務實境現場時，能夠迅速且有效地做出反應，至於，這方面的基本提問，更是在於人群服務工作背後，究竟應該要奠基於那些服務素養和人生文本，像是人格特質、自我概念、專業培力、在職進修、情緒支持、社會歷練、生命文本、制度保障等；

（二）明確責任劃分：應該對共案網絡成員的各自職責，進行明確的職務、職責和職能劃分，藉此避免類似「主責社工」的模糊概念和推諉塞責，來使每位的夥伴成員，都能夠清楚了解自己在人群服務工作中的角色定位和使能位置，連帶地，關乎到「一案、一社工」、「一主責、多協力」或「個案為重、家庭為要、社區為先、國家為其後盾」等社會安全網的運作理念，更須務實看待「公私不協力—權控不平等—系統不整合—夥伴不專精」的現行運作窘境；

（三）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應加強對家庭托育的監管，建立定期的檢查和評估機制，以確保每一位兒童在托育過程中，都能得到應有的關注與照護，這方面尤須思索相對封閉且城堡式的學齡前托育照顧，自當有其回應於「耐心—耐力—耐操—耐煩」所需要兼具的各種配套措施。（相關報導：觀點投書：民進黨提名的兒福不分區立委有什麼資格消費剴剴？｜更多文章）

（四）提升權社會對於兒童權益、保護的觀念認知：透過宣導與教育，以提高大眾對於兒童權益及其人身安全的社會性重視，動員各界共同參與兒童的保護工作，以此觀之，如何將悲傷激情轉化成為體制設計和制度運作的有力監督者，實為是當今文明化進程的一項重要蛻變內涵；以及（五）法律與政策的完善：需要對現有的法律和政策進行檢討與修訂，特別是透過〈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可及管理辦法〉的增修，來確保能夠有效保障兒童的權益，就此而言，擺盪於「法—社會」工具理性以及「社會—法」價值理性之間的拉扯張力，西方法律框架中的技術性設計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融入東方文化中的倫理價值，更是改革的核心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