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逃過一場遠超過廣島和長崎的大災難：《通往投降之路》選摘（5）

當東京廣播電台在八月十五日中午播出天皇的演說時，美國仍在轟炸日本。華府的阿諾德將軍催促人在關島總部的史帕茨將軍要派出一千架轟炸機。史帕茨勉力派出了八百四十三架B— 29 ，其中包括第五○九混合飛行大隊的七架（每架投擲一枚南瓜炸彈），再加上有一百七十三架戰鬥機護航，空軍宣傳人員得以宣稱要派出一千架飛機對日本帝國進行決戰。

但飛行員和指揮官對這次最後的攻擊都頗感矛盾。這次任務對四個軍事目標和二個城市工業區投放一千二百萬磅的炸藥和燃燒彈，摧毀了一個城市的一半和另一個城市的六分之一。在飛往目標途中，有一架B— 29 的機組人員從無線電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們討論此時該怎麼辦。他們是否應該掉頭把炸彈丟進海裡呢？儘管接到命令繼續飛行，他們還是掉頭飛回基地，謊稱是機械故障。

前一天，阿諾德透過「無線電傳會議」不斷催促史帕茨：「杜立德能從沖繩派出（B— 29 轟炸機）嗎？有多少架？什麼時候？」

史帕茨淡淡地說：「杜立德無法從沖繩派出飛機」，因為機場都用來運送要去進攻日本的部隊。這話是事實，但不是全部的事實。兩天前，史帕茨去找他在歐洲戰場的老朋友杜立德將軍，詢問第八航空隊是否想參與最後行動。杜立德拒絕了。5他不想在日本顯然已經戰敗的情況下還派飛行員去冒險。杜立德在戰爭初期率先空襲日本，成為國家英雄， 但他不想在戰爭快結束時還濫殺無辜。當空軍指揮官們在討論原子彈攻擊目標時，有人建議：「為什麼不攻擊東京？讓我們把它投放在皇宮，絕對會嚇死他們。」杜立德冷冰冰地回說：「是的，如果我們這樣做，誰來和我們締結和約呢？」

史帕茨也屬於那些想把原子彈投放到東京的指揮官之一，但並不是投到東京市中心， 也不是皇宮，而是遠離市中心已經被燒毀的郊區，目的是展現威力。在十四日的午夜之前，史帕茨與阿諾德將軍進行另一場「無線電傳會議」，他對於在最後階段對日本施展暴力也感到不安。阿諾德和史帕茨對話的文字紀錄如下：

阿諾德：這些行動已和所有上級協調過，直到最高層。

史帕茨：感謝上帝。

在繞過半個地球打到華府的電傳會議中，史帕茨也與史汀生的助手洛維特溝通。洛維特是航空隊的文職上司。洛維特曾前往歐洲到史帕茨位於英國和法國的總部觀察空戰，兩人建立了親密聯繫。史帕茨在關島用電傳告訴洛維特，第二十航空隊是「我們的最佳空中部隊之一」，並敦促戰爭助理部長來太平洋，「在這場秀結束之前親自來看看」。

洛維特回答道：「我被困在這裡，暫時沒有離開的可能，要靠你來掌握高地。」「高地」是軍事術語。西點軍校向來教導學生，聰明的指揮官要試圖掌握高地，以便居高臨下向敵人開火。史帕茨半開玩笑地回應：「高地將被掌握，如果僵持的話，會合理施肥。」「合理施肥」是指他和洛維特對威士忌的共同愛好。但隨後，史帕茨拿「高地」二字用作道德隱喻：

今天看了廣島現況的清晰照片。原子彈摧毀了所有高地。希望再也沒有機會動用另一顆原子彈。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被遺忘的傀儡空軍，二戰時的外蒙古陸軍航空隊 ｜ 更多文章 ）

史汀生是在奧薩布爾俱樂部透過「加密電話」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9麥克洛伊打來告訴他這個令人開心的消息。當天晚上，當史汀生和梅寶走進俱樂部餐廳時，現場響起熱烈歡呼。

但史汀生在日記中寫道，他「瀕臨情緒和冠狀動脈破裂的邊緣」。他焦躁不安，擔心自己參與製造的原子彈會毀掉他一生奉為圭臬的道德進步之路。從與奧本海默的談話中，他得知與未來的核彈相較，廣島的原子彈只是小巫見大巫。他擔心科學的誘惑會壓倒人類的道德和自制能力。

趁著麥克洛伊飛來與他家人團聚時，史汀生和麥克洛伊進行冗長而痛苦的討論，想找出辦法將精靈裝回瓶中。首先，他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幾個月來，史汀生一直將S—1視為對付蘇聯的「王牌」和「同花大順」。他想用原子彈的威脅當籌碼，迫使俄國人放鬆其警察國家體制，加入自由國家的陣營。但當麥克洛伊告訴史汀生，國務卿伯恩斯正在吹噓他準備「口袋裡揣著」原子彈去參加同盟國外長會議時，史汀生卻退縮了。

史汀生可以說是一個頑固的道德主義者，但他並非沒有自覺，他的宗教信仰也教導他要謙遜。他有謙沖的自信：雖不總是，但他經常能夠看穿傲慢，包括他自己的傲慢。他明白，威脅本就有偏執狂的蘇聯人只會適得其反，只會讓莫斯科更多疑和更警戒，會逼他們更快製造出自己的末日武器。後果只會是一場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甚或是世界末日。

史汀生已年老力衰。他穿西裝會把扣子扣到最上面，舉止謹慎刻板。他刻意保持一種舊時代的作風，在那個已去不返的時代，騎兵是騎馬而非開坦克，紳士在女士面前不會說粗話。但他也是個有遠見的人。他明白，應該擔心的不是那些已經落在廣島和長崎的炸彈，而是尚未製造出來但卻更加致命的武器，它們將威脅到世界上每一座城市和每一個人。作為一名老兵和政治家，他要阻止這些未來的恐怖武器，以公職的身分最後一搏。

史汀生回到華府度過他的最後任期。九月十二日，他呈給杜魯門一封私人信件和一份長篇備忘錄。他提到自己在大學時學到並試圖在現實世界中遵循的準則。他寫給總統說： 「我在漫長一生中學到的最大教訓是，要讓一個人值得信任，你得先信任他；而讓人不值得信任的最佳方法就是不信任他，並向他表示你的不信任。」 史汀生建議要信任俄國人。他不希望像西部槍手那樣把原子彈「明白掛在腰上」。史汀生希望與美國的前盟友和未來的敵人分享原子彈的祕密。史汀生實際上是在呼籲凍結核武器：美國停止研發核武器，並與俄國人談判軍備控制條約。

杜魯門以他看似同意卻未必真正同意的風格，給史汀生機會在內閣會議中陳述己見。

九月二十一日是史汀生七十八歲生日，也是他擔任公職的最後一天。他在近半個世紀來服務過六位總統。生日會上有蛋糕、演奏和十九響禮砲。一百二十位將軍排隊祝福他一路順風。在內閣會議室中，史汀生熱情地發表意見，沒有用小抄。「未來的世界和平」要靠國際軍備控制，他說。14 不然的話，新武器的發展將「終結這個世界」。

總統和內閣敬重地聆聽這位老政治家的意見。史汀生受到鼓舞。他離開會議室，搭上部長專機前往海霍德莊園離開華府，他相信「總統已決定如數照我的建議去做」。

但為時已晚。 杜魯門政府對軍備控制的意見分歧，猶豫不定，杜魯門自己也一樣。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被遺忘的傀儡空軍，二戰時的外蒙古陸軍航空隊 ｜ 更多文章 ）

海軍部長福瑞斯特認為史汀生的看法有如當年姑息希特勒（福瑞斯特在一九四七年設立國防部後當上國防部長）。國會也堅持不能和俄國人分享原子彈的祕密。五角大廈已擬定一份六十六個俄國城市的名單，作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原子彈轟炸目標。格羅夫斯將軍也已開始談論要先發制人。

無論如何，克里姆林宮都不可能接受史汀生的主張，也不可能讓任何外國檢查員靠近蘇聯的軍事設施。史達林已嚴令其祕密警察頭子盡速造出蘇聯的原子彈。四年後，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蘇聯在哈薩克進行了第一次原子彈試爆。

冷戰愈來愈加劇。到了一九四六年夏天，史汀生自己也懷疑能否說服俄國人加入有意義的軍備控制體系。一九四七年十月，他在外交界的菁英刊物《外交事務》上寫道：「我常說，要讓一個人值得信任，你得先信任他。但我必須補充，這並不一定適用於那些決心要愚弄你的人。」

私底下，他向朋友透露說，「過去兩年來，我的看法愈趨保留。」他寫道，我們也許必須「準備好我們所有的炸彈，等到俄國變得正派。」

這個等待是漫長的。一九六一年十月，在北冰洋一個島嶼上，俄國人引爆了一枚名為「沙皇炸彈」的熱核武器。19 它的當量為五千萬噸，相當於廣島爆炸威力的三千倍。一九六六年，美國海軍下水一艘新的核動力「水下轟炸機」潛艇─「亨利．史汀生號」，配備十六枚核彈頭飛彈，攜帶彈量約為「小男孩」和「胖子」的四百倍。 史汀生在一九三○ 年當國務卿時曾呼籲廢除潛艇這種邪惡的戰爭工具。他會怎麼看待一艘以他為名的潛艇可以在一擊之間殺死數百萬人，而且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平民呢？

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外交事務》那篇文章中，史汀生寫到他想留給後世的遺產。他呼籲要重建歐洲。他警告美國絕不能再回到孤立主義，不能再當個「只顧自己的島嶼」。雖然會遇到挫折，但他寫道：「我看不出任何人能對美國的未來沒有信心。」

史汀生最親近的兩位助手，麥克洛伊和洛維特，他們曾被他戲稱為「小惡魔」，回應了時代的召喚。麥克洛伊成為德國戰後重建的高級專員。足智多謀的洛維特在國務院擔任馬歇爾的副國務卿，說服國會批准馬歇爾計畫和「西方聯盟」（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 A T O），隨後在朝鮮戰爭期間擔任國防部長。一九六○年，洛維特拒絕了甘迺迪總統邀請他擔任國務卿、國防部長或財政部長。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甘迺迪總統請洛維特來當顧問。在與甘迺迪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會面時，洛維特注意到邦迪桌上有一張史汀生的照片。洛維特說：「麥克，我認為我們能為甘迺迪總統提供的最好建議，就是按照史汀生上校的方式處理這件事。」邦迪同意。史汀生結合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結合了外交手腕與軍事實力，這將成為他們的「基準」。洛維特後來回憶說：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老上校似乎一直在盯著我看。」最終，甘迺迪總統用史汀生的方式處理世界上最危險的一場核對峙。美國要求俄國從古巴撤除核子飛彈。與此同時，甘迺迪也給克里姆林宮的對手赫魯雪夫面子，從土耳其和義大利撤出美國飛彈。

和克里姆林宮的最終協議是麥克洛伊去祕密協商的。立場堅定加上外交手腕，世界避免了一場遠甚於廣島和長崎的大災難。

＊作者伊凡．湯瑪斯（Evan Thomas），美國記者、歷史學家、律師及作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通往投降之路》（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被遺忘的傀儡空軍，二戰時的外蒙古陸軍航空隊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