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局長參與了逮捕陳菊等事件，他 有沒有也曾加入平庸的邪惡？
平庸的邪惡是指不問事實與正義而服從長官或規定，甚至，為了取悅長官與追求升遷而故意違反事實與正義。
柯文哲在被民進黨創黨元老謝長廷都認為證據不足的條件下，與檢察官承認有對證人誘導的事實下，仍被法官以「所涉罪名均為最輕本刑5年重罪」延長羈押禁見2月。
色彩鮮明的邢泰釗，發動了臺灣已經50年未見、假借名義的全國性政治性逮捕。而被羈押禁見的人，全部「所涉罪名均為最『重』本刑5年以下的『輕罪』」。不論輕重，先押再說！
最離譜的是一位普通人民陳女在網路詢問「陳菊走了？」高雄警察局竟在深夜11時45分火速逮捕陳女，還移送法辦！
陳女後來發文說，她是「到案」，但警察要求她拍一組照片，顯示有1名刑警用手控制住陳女的肩頸，原文寫「放在我肩膀上」，但視覺效果就變成將她以肢體約束、逮捕進警局，然後再加上馬賽克，主動發布。
高雄市警察局逮捕臉書發問的陳姓女子，還發布「假照片」宣傳績效。（作者提供）
唯二可推論的理由就是：第一、表示自己火速逮捕有功，向「威權象徵」求寵。第二、製造恐怖效果，將心比心，如果有名壯漢扣住你脖子，你心理應該是很恐懼吧？
人權的保障竟不來自法律 而是執法者 臺灣平庸的邪惡力量，不僅以扭曲手段打倒頭號政敵，以芝麻小事圍殲恐嚇主要在野黨，更以「芝麻都沒有」、純 Kiss「威權象徵」Ass的心態隨意逮捕普通人民！
納粹德國時代的倪默啦（Martin Niemöller）牧師，在著名短文《起初他們…》，記述納粹由打擊各個政黨到逮捕普通人民，還花了好幾年，而賴政權瘋狂中樞指揮的平庸邪惡隨附，竟然在1年內追上納粹的成就。
這更反映了一種悲哀，人民對自我人權的認知與安全的保障，竟不是對法律與制度的信任，而是對執法者是否為「平庸的邪惡」幫派的認識。
人類史上「軍訓憲」制度的發展不是直線，而是波浪，臺灣遭遇解嚴後最沉淪的波谷。不過，在上一個臺灣的波峰中，我們學習到，上升的力量許多來自「跪在桌子底下的默默人民」，我最近訪問到一位林煌村先生，讀者可能都沒聽過他的名字，他和許多升斗小民一樣，只盡了一滴水珠的力量，卻共同擡起了臺灣。（請參見本專欄《朱高正能跳•因為我跪著 》）
根據「人類取用行為參數」，有10~25% 的人群，有能力發揮良知良能，壓過人類本性「平庸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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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珍專欄：電子監控，柯文哲求之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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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案 我願擔任「數位足跡」鑑定人 柯文哲再度被關押，他并非完全沒有錯誤，但自開庭以來，揭露幾名檢察官威脅利誘證人，審訊不依法錄音錄影，還有疑為栽贓羅織的事件。而這幾名行為嚴重違反現代法律準則的人，卻似正是賴政權欲提拔的人，這就是歷史上「平庸的邪惡」形成的主要原因。
柯文哲案證據明確的，只有210萬政治獻金案。而蔡英文也犯過同樣錯誤，且影片證據至今仍然存在。
本專欄從來反對「比壞」，不認為「蔡英文可以，柯文哲也可以」，該辦就要辦。
本專欄一貫強調「公平」，即使不追究過去為何不辦，至少與柯文哲同期的賴清德、侯友宜也必須以相同的標準調查。
我實在很難相信檢察署不知道「數位足跡」，但時間已經拖了這麼久，加上幾名檢察官「平庸的邪惡」行為不斷曝光，已經無法排除，其實檢察署已經知道不是柯文哲所作，甚至已有充分的時間篡改記錄。
不過，沒關係，只要有人敢篡改記錄，數位足跡不滅，還是可以抓出來，案情就完全大白了！
我國法律有「鑑定人」制度，本專欄再次呼籲法院應選任鑑定人，對該記錄進行數位足跡鑑定。
如果沒有人願意承擔，我願意接受擔任鑑定人，且承諾組織各方參與的透明鑑定團隊，包括歡迎賴政權派任資訊專家參加，一定為社會交代完整真相。
陳菊走了？ 「願我深愛的故鄉─臺灣的人民早日享有真正的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祈法律能象徵代表正義，而非只是統治的工具，形同具文愚弄人民。」這段讀之動人的話，是時年30歲的陳菊所寫的。
陳菊對於「威權象徵」深惡痛絕，具體行為就是她於2007年擔任高雄市長後，在全國率先將「中正文化中心」改名為「高雄文化中心」，將裡面的蔣中正銅像拆解並移走。
這次高雄警察局在深夜逮捕一位，不過詢問「陳菊走了？」的普通人民，同時還製作強制逮捕的「假照片」，是否對「威權象徵」求寵的表現？被逮捕的人民有沒有獲得自由、民主的保障？法院對高雄警察局的逮捕並不認同而判無罪，其實根本不待法院判決，就常識而言是否已知執法過當？製作假照片的行為違法？陳菊的監察院是否應本於職責，也實踐陳菊的期望「祈法律能象徵代表正義，而非只是統治的工具，形同具文愚弄人民。」對高雄警察局主動調查？
不過，我們的期待一定落空，那位30歲的陳菊已經走了。
自稱支持三權分立，贊成廢除監察院的陳菊。其嫡系陳其邁更是貶監察院為「姦痿、混彈」。但院長一出缺，陳菊就喜孜孜去當「姦痿、混彈院長」了。更可笑的是，為了當院長宣布（而大家都知道是公開的謊言）退出民進黨，原來她年輕時宣稱所有黨的理念，爲了權貴皆可拋。令人比較起，史上那些寧死，也拒絕在形式上否定自己身分與信仰的基督徒。與陳菊同案已經走了的林弘宣，會如何評論陳菊的行為?
老而得權的監察院長陳菊，不復青年陳菊的理想性。（資料照，柯承惠攝）
而「廢除監察院平臺」總召集人、兼刪除監察院預算發起人李俊俋，立刻屁顛顛的爭取擔任監察院秘書長，180度反轉成捍衛監察院預算，然後鬧公務車私用等醜聞，充分實踐證明他的主張：監察院就是個酬庸、浪費、無能的腐敗機構。不過，他黨的腐敗一定追究。或憑空栽贓他黨，如羅智強被構陷1筆只有306元的政治獻金資料不符，要罰他6萬至120萬元，結果並無不符。監察院自己的各種腐敗，則哈哈一笑。
陳菊、李俊俋、陳其邁這批人保留的是古代的封建思想，搞革命時痛罵皇帝腐敗，罵得也很有道理；一旦打倒皇帝，自己做了皇帝，就要比前任皇帝還腐敗。
年輕人的適法建言 無名的良知一定不止 幸而「人類取用行為結構」參數顯示，因獨裁制度/氛圍下的生存需求獎懲機制所產生的「主動型平庸的邪惡」，可能不超過25%，烏雲之後仍有白日。
林煌村於1971年擔任臺灣市政府新聞處第二科股長，時年28歲。他奉派參加執政的國民黨第四組（主任：陳裕清、秘書吳春𤋮）取締黨外雜誌協調會報，第四組報告到萬華印刷廠取締黨外雜誌經過，並沒入雜的經過。
林煌村在會中指出：取締出版品依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細則的規定是新聞局出版處、省市新聞處的職責。而當時取締現場由警備總部、警察局站在第一線、新聞局處站在第二線的做法，有改善的空間。
林煌村說：陳裕清是新聞界的前輩，又是著名的旅美文化人士，具有改革的良知，他按受晩輩的建議，允諾逐步改善。
這個初看似不足為道的小故事，其深意在當時的「民主法治教育」是真的。
在一個黨政特的會議上，一位年輕人可以根據法條提供適法執行的建言。
即使當時有戒嚴令，有現在已經廢止的《出版法》，執行還是應該依法辦理，由「省政府或市政府」的文職人員在第一線說明理由與執行扣押；如果被扣押者有違法抗拒行動，才能由第二線的警察依法處理。違反《出版法》的罰則主要是罰金，嚴重違反行為的最高本刑只是1年以下徒刑，根本不是國安事件，警總人員應只是到場觀察，必須站在最後，若無國安級衝突，根本不必出面介入。
各位讀者可能意料不到，他的長官接受了他的意見，並將此建議和聯合執行小組的其他機關討論，最後改善了一些以往的疏失。
那是在戒嚴時期，官僚體制中一定存在平庸的邪惡。但也同時存在良知良能，有實踐法治學習的年輕人，也有沒有被平庸的邪惡腐化的長官，最後人類的善性壓過惡性。
這個重要的行政素質，使臺灣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完全和平由訓政進入憲政初步的國家，最後也無痛廢除了《出版法》。（「訓政」是指「政治制度」與「利益分配」的組合狀態，仍存在強人，但國家目標加入分享人民利益，其知識意義，請參考本專欄《軍訓憲─國家階段式發展•對人民最有利 》）
拋棄人治觀念 才能消除無力感 平庸的邪惡是人類的天性之一，不可能完全消失。唯瘋狂邪惡的政權會使其暴漲、擴大傷害；必須要靠有法治追求的公民素養，才能使其收斂。
不論孟孔性善論的哲學觀察，或近代對「親澤論」的科學探索，與我對人類取用行為參數的分析，大約有10% 的人，仍然會發揚「利他行為」。
臺灣遭受了這波意圖獨裁，或講知識化點，是因不願遵守民主制度中少數執政的合作慣例，意圖以毛澤東式不斷鬥爭，再搞一黨獨大，而其中的利益養成了一群平庸的邪惡者。
唯臺灣已進入憲政初步，也就是擁有普通選舉。許多人誤以為「我只有1票」的無力感，其實恰巧是人民得以改善的最大的武器，只要在下次選舉中，我們要放棄「人治」的舊觀念，不是一定要投給誰，而是投給對多數人民最大的和平與福祉，我國的憲政素質應可再進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