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緣政治里程碑》從設立大使館、天安門事件到中美貿易戰 美中關係40年回顧與展望

2019-03-03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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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與習近平,主導世界局勢的兩個關鍵人物(AP)

川普與習近平,主導世界局勢的兩個關鍵人物(AP)

40年前的3月1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正式開館。華盛頓已和北京在當年的1月1日正式建交,同時終止了與中華民國台北的外交關係。

1979年的美中建交或許是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地緣政治事件。自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以來,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逐漸緩和,直到1979年1月1日兩國政府正式建立全面外交關係。

應對蘇聯共同威脅,美中兩個對手走到一起

分析家普遍認為,正是應對蘇聯這個共同的威脅,才使得美中這兩個對手走到一起。

在雷根政府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羅德說(Winston Lord)說:「我們想向世人展示,儘管有越南戰爭,我們卻能夠以非凡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用外交手段打開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國家的大門。我們可以引起蘇聯的注意,因為他們跟中國有邊界衝突,關係緊張。我們的考量是,如果我們敲開中國的大門,蘇聯必然會更情願與我們合作。」

羅德是美中關係正常化的親歷者和參與者,那時他還是外交小字輩。他曾在1971年7月9日隨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從巴基斯坦秘密訪問北京。當時,他是季辛吉的特別助理。

1979年1月29日,國總統卡特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華盛頓白宮會面。(AP)
1979年1月29日,國總統卡特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華盛頓白宮會面。(AP)

1969年,中國與蘇聯爆發邊界衝突,直接把中蘇交惡推向高潮。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四面被敵視國家包圍。在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的眼中,前盟主蘇聯已為頭號敵人,正在慫恿周邊鄰國對中國實行戰略包圍。

「中國想要『遠夷』──也就是我們──去制衡『近夷』,就是北邊的北極熊。因此,他們希望與我們建立關係,而我們也希望改善美中和美蘇雙方的關係。」羅德對美國之音回憶說。

美中以應對共同敵人的權宜之計而建立起的關係今天已發展成21世紀國際政治中一對最重要且最為複雜的雙邊關係。而與此同時,美中貿易糾紛和地緣政治之爭使得期待美中長期友好合作的願景似乎變得遙不可及。

美國副總統彭斯直言,對於中國無視法規,美國不再坐視不管(AP)
美國副總統彭斯直言,對於中國無視法規,美國不再坐視不管(AP)

2018年3月迄今,美中關係全面倒退

自2018年3月,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將對中國採取貿易措施以來,美中關係出現全面倒退的跡象。

美國副總統彭斯2018年10月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了川普政府的對中國政策演講。他在演講中說:「美國曾希望經濟自由化將讓中國與我們和世界建立起更好的夥伴關係。相反,中國選擇了經濟侵略,而這又壯大了中國不斷擴大的軍隊的膽量。」

一些分析認為,彭斯的講話顯示美國幾十年來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正發生改變。這是否也意味今天的美中關係處在又一個轉折點上?美中關係的基礎是否已經改變,還是人們對美中關係的共識發生了轉變?1979年美中建交時制定的目標是否已永遠無法實現?

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認為,美中關係過去出現倒退大多是由個別事件引起的,比如1989年天安門事件、1999年美國領導的北約空襲誤炸了位於貝爾格勒的中國大使館和2001年美國EP-3偵察機與中國殲-8戰鬥機的撞機事件。但是他說:「這一次美中關係的惡化並不是由單一事件導致。它是系統性和結構性的。它影響了很多方面,又是其結果,它影響了美國社會很多群體,也是這些群體跟中國有了隔閡感的結果。」

2018年4月,中國在南海進行號稱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閱兵,習近平親自主持(AP)
2018年4月,中國在南海進行號稱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閱兵,習近平親自主持(AP)

1978年……歷史回放

1978年7月,美中開始就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在北京秘密談判。當時,雙方最大的分歧在於台灣。北京堅持要求華盛頓切斷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長期的外交和軍事聯繫。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國共內戰被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打敗後退守台灣。

當時,卡特總統作出了決斷。「最大的爭議就是拿台灣怎麼辦。因為尼克森1972年去了中國,有一份所謂《上海公報》,表明只有一個中國。但是他拒絕說明是哪個中國,我們繼續說台灣是唯一的中國。福特總統也是這麼做的。我決心要改變這一點。」卡特說。

時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副主任、後來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芮效儉(J. Stapleton Roy)親身參與了美中建交談判的過程。他對美國之音回憶說:「我們表示,我們已準備好切斷(與台北的)關係,也同意終止防禦條約,但問題是我們怎麼終止防禦條約。我們的立場是我們根據條約規定來結束它,這涉及到給中華民國政府一年的時間,告知他們我們打算退出共同防禦條約。我們還表示,我們將撤走我們的軍隊。但剩下的問題是如何處理軍售。按照我們的解讀,我們的措辭明確表示我們打算繼續出售武器。」

在艱苦的談判後,美中兩國政府在美國時間1978年12月15日發表聯合公報,宣布雙方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美國同意結束與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但與台灣保持非官方的關係。美中正式建交幾個月後,卡特總統簽署了《台灣關係法》。

影響華盛頓-北京-台北關係的美國重要文獻(VOA)
影響華盛頓-北京-台北關係的美國重要文獻(VOA)

羅德:承認北京是一個痛苦的決定,「一個中國」保持模糊

但對台北來說,華盛頓轉而承認北京與背叛無異。卡特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回憶說:「當時我的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後在柯林頓政府擔任國務卿)到中國去,哦,我是說到台灣去,結果在大街上受到憤怒的台灣人的襲擊。但是我認為,我們在國會參眾兩院成功推動通過的《台灣關係法》保護了台灣的利益,保護了美國的利益。」

前美國駐中國大使羅德表示,對中國盛頓而言,轉而承認北京是一個痛苦的決定。他說:「但是我們只能在打開中國的道路上走下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提出了一向模糊表示的中國政策。它滿足了中國的原則,也就是只有一個中國,我們認識到這一點。但我們不確切說明我們認為它究竟意味什麼。」

儘管如此,北京實際上也做出了重大讓步。羅德說:「他們容忍美國與台灣保持非官方的關係。其實,美台關係具備了正常關係的一切特徵,包括經濟、安全和政治層面上的。根據共同防禦條約,我們到1979年在台灣都還有駐軍。而且我們還有《台灣關係法》管理所有這些關係。因此,中國在堅持其原則的情況下,不得不在一個敏感問題上作出妥協。」

黃金時期:中越戰爭開啟中美冷戰期間最密切的合作

1979年1月29日,美中實現關係正常化後僅幾個星期,鄧小平便率團訪美。在華盛頓,鄧小平對美國總統卡特說,中國正準備出兵攻打越南。當時,中越反目成仇,而越南剛剛與蘇聯締結了蘇越友好合作條約。

在鄧小平訪美後不久,中國出動十多萬解放軍從廣西和雲南兩省、共三個方向對越南發起攻勢。這場短暫而血腥的邊境戰爭暴露了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急需現代化。

正如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他《論中國》一書中寫到的,「這場戰爭開啟了中國與美國在冷戰期間最為密切的合作。」 卡特政府、特別是國防和情報部門看到了提升中國技術和軍事能力的必要性。華盛頓同意向中國出售軍用裝備,包括車輛和偵查設備,但沒有致命武器。

1979年美中建交後,雙邊關係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期。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卡特政府打下的基礎。曾在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任職的沈大偉對美國之音說:「美中兩國的官僚機構冷戰期間都有針對對方的使命,兩國政府的各個部門都視彼此為敵,並且都有針對對方的項目。卡特政府希望能夠把這種負面的關係轉化成正面的關係,這樣雙方才能有共同點。雙方可以在科技、教育、執法或軍事等議題上把彼此官僚系統的對立關係轉化為積極合作的關係。」

1987年12月8日由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cv)簽署《中程飛彈條約》,銷毀陸基短程與中程飛彈(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1987年12月8日由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cv)簽署《中程飛彈條約》,銷毀陸基短程與中程飛彈(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雷根時期美蘇冷戰最高潮,美中關係進入黃金時期

追隨卡特的腳步,美中關係在1980年代雷根總統時期,也就是美蘇冷戰的最高潮繼續發展。1982年,雙方簽署了第三個聯合公報,也就是《八一七公報》。這使得美中之間因美國對台軍售而引發的緊張得到緩和。1984年1月,時任中國總理趙紫陽訪美。3個月後,雷根總統對中國進行了回訪。他還在復旦大學發表了演講。

前美國駐中國大使羅德說,美中之間大規模增加了經濟、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雙方的部長級訪問和各軍種參謀長的互訪都大為增加,雙方還合作對抗蘇聯。「我們還向中國出口軍火,幾乎有10億美元。在當時來說,這是不小的數目,在今天簡直無法想像。我們在中蘇邊界設有基地,在這些秘密基地裡,我們與中方合作追蹤蘇聯的飛彈。我本人還去過其中一些。我們還與中方合作向抗擊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武器。」他說。

除了出售武器以外,美國還開始對中國出售軍民兩用技術。雙方簽署了紡織品貿易協議和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到雷根總統1988年1月卸任之際,美中雙邊貨物貿易額與他就任時相比翻了一番。中國對美出口占其全部400億美元對外出口額的四分之一。1987年,美國快餐連鎖肯德基在北京開設了中國第一家分店。那段時期可以說是美中關係的「黃金時期」。

「被稱為『黃金時期』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那時候至少在討論和思考政治改革。」羅德說,「我和我妻子曾把異議人士、改革派人士和中國黨政官員請到大使館,大家圍坐在一張桌子前討論。我們當時做的事情在今天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那時是中國人自己在討論政治改革。」

1989年1月,雷根的副手老布希宣誓就任總統。他在就職後僅一個月就到訪北京,其間接受了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的採訪,成為首位通過電視螢幕直接向中國民眾講話的美國元首。

1989年2月26日,美國總統老布希和中國總理兼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AP)
1989年2月26日,美國總統老布希和中國總理兼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AP)

好景不常,六四事件

然而好景不常,美中關係在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後急轉直下。中國當局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動用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及附近地區血腥鎮壓了要求改革和民主的大學生和民眾。美國政府、國會和民間輿論予以強烈譴責。

美國宣布了多項對中國制裁措施,並對北京實施武器禁運。武器禁運一直持續到今天。 美國國會還通過法案,允許1989年6月4日至1990年4月11日之間抵達美國的中國公民獲得永久居留權,俗稱「六四綠卡」。

但曾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老布希總統意識到穩住美中關係的重要性,他在天安門事件不久後便派他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秘密訪問北京,與鄧小平見面。

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季辛吉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說,外交官出身的老布希為此吃了不少批評。

「那個時候史考克羅將軍到北京去,他和中國領導人舉了一杯酒,中方拍下來了,也出版了照片,在美國的影響力很大。這也是為什麼柯林頓在競選當中,就是1992年,說老布希是跟北京的這些,這個應該怎麼說,應該說是跟屠殺學生的人合作。所以布希是付出了代價。可是長期來講,他保證了我們關係的穩定。」戴博對美國之音說。

1989年5月,六四事件之前的天安門(AP)
1989年5月,六四事件之前的天安門(AP)

柯林頓上台,把貿易與中國的人權狀況掛鉤

在19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柯林頓擊敗了老布希。他最初的對中國政策是把貿易與中國的人權狀況掛鉤。

曾在柯林頓政府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芮效儉認為,雖然柯林頓政府初期選擇在人權問題上與中國對抗,但柯林頓政府的整體姿態是推動兩國關係朝更為正常的方向發展。

羅德說:「我們提出了我們認為對方會採納的溫和建議,比如允許紅十字會探望囚犯這類的, 我們認為這不會對政權構成威脅。但我們當時覺得,在人權問題上要發出一些信號。我們認為,我們在經濟議題和貿易關係上有一定影響力, 因為當時他們需要最惠國待遇。」羅德在柯林頓政府擔任過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1993年1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西雅圖的APEC峰會上與柯林頓舉行了會晤。這是自1989天安門事件以來美中元首首次會晤。當時柯林頓還在堅持把中國的人權狀況與美中貿易掛鉤的政策。

1997年12月8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白宮會見中國人權倡導者和魏京生。((AP)
1997年12月8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白宮會見中國人權倡導者和魏京生。((AP)

次年3月,柯林頓派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去北京,目的之一是考察讓貿易與人權脫鉤的條件是否已經成熟。克里斯多福計畫會見中國最知名的異議人士之一、出獄幾個月的魏京生。中方以魏京生要外出療養為由,阻撓了他與克里斯多福的會面。

魏京生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時說,當時中共黨內兩派勢力都不希望看到他與克里斯多福見面。「有一派反對江澤民的人就說,你要見了克里斯多福,貿易和人權就脫不了鉤了。所以就是說,一定要把你抓起來。但是江澤民這派認為, 如果把你抓起來了,可能反而貿易和人權脫不了鉤。這會成為一個很大的新聞。克里斯多福想約見,你被抓起來了。這會是一個很大的新聞。」他對美國之音說。

不到一個月,魏京生再度入獄。但是,中國後來釋放了幾名知名異議人士和人權活動者。

美國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和廣大廉價勞動力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加速,美國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和廣大廉價勞動力。

雖然柯林頓總統依然保持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但他的政府已經在私下推動把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

羅德說:「他基本上只是走走過場,沒有阻止他的內閣官員來給我們國務院拆台,而我們當時還在努力取得進展。中國可以看到我們政府內部的混亂,總統在打馬虎眼,內閣官員在給國務院拆台,只有我們國務院還在人權問題上對他們施壓。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動機去作任何讓步。」

1994年5月26日,柯林頓宣布延長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並決定將貿易與人權問題脫鉤。

柯林頓當時宣布:「我已經決定延長中國貿易最惠國的地位。取消最惠國待遇等於是切斷我們與中國的經濟聯繫,讓我們回到相互封閉和相互指責的時代。這會傷害美國利益,而不是推進美國利益。這麼做不僅不會加強中國對人權的尊重,反而會削弱我們與中國人民的接觸,不僅不會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反而會阻礙我們未來在這一領域的合作。」

美國工商界展開強大遊說攻勢,呼籲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貿易與人權議題脫鉤後,美中關係以經貿合作為「壓艙石」的局面逐漸形成,兩國經貿關係不斷升溫。美中關係在1990年代的其餘時期大體穩定,儘管其間發生了圍繞台灣的兩次危機。

1997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華盛頓與北京宣布致力於發展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次年6月至7月,柯林頓總統對中國進行了為期9天的訪問。

柯林頓的那次訪問令謝淑麗(Susan Shirk)至今難忘。「因為中國方面非常大膽,中方電視直播了江澤民主席與柯林頓總統的聯合記者會……我記得大約持續了一個小時,是非常坦率的。他們還破天荒地允許柯林頓總統到北大演講,並且對公眾電視直播。它展示了中國領導層和江澤民的自信。在那件事上我給中國加很多分。它讓美中關係受益良多。柯林頓總統當時對美中關係感到非常有信心,非常積極。」她對美國之音說。謝淑麗當時擔任副助理國務卿,她現在是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學者。

與此同時,美中兩國的經貿關係越來越緊密。到199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總額達到379.7億美元,順差210.1億美元,佔該年中國總貿易順差404.2億美元的一半以上。在美中貿易中獲益匪淺的美國工商界展開了強大的遊說攻勢,呼籲柯林頓政府和國會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並實現與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1999年,美中加緊了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中國迫切希望結束與美國的談判,並在年內完成入世。當時美方主導美中入世談判的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對美國之音說:「事實上中國意識到為入市而需要進行的那些改革將對中國經濟、對成長和中國的發展都有好處,因此也會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臨門一腳之際,柯林頓政府迫於國會的壓力,在4月份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訪美時未能與中方簽署入世協議。緊接著在5月份,北約對前南斯拉夫的空襲誤炸了位於貝爾格勒的中國大使館,造成中方人員傷亡的不幸事件。中國各地爆發了反美示威,使得美中入世談判一度停滯。

1998年6月28日,美國總統柯林頓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會面。(AP)
1998年6月28日,美國總統柯林頓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會面。(AP)

「永久正常貿易夥伴」爭議

最終,柯林頓政府與中國於11月15日在北京達成了中國入世的雙邊協議。但美國國會仍然需要足夠理由去相信中國入世對美國是有好處的,才會批准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夥伴(PNTR)的地位。

回想起當時美國國會就是否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夥伴地位的討論,魏京生感嘆道:「實際上PNTR那場鬥爭,在國會確實是美國近代以來最大的、最嚴厲的一場鬥爭,」他說,「雙方觀點很尖銳。而且沒有一個議員敢說我不投票,缺席。平常每一次投票都會有人缺席,唯獨那次投票,沒有一個人缺席,也沒有一個人棄權。你必須表明你的態度。因為共產黨那邊的壓力也很大,白宮的壓力也很大。到最後快投票前幾天了,還有一個星期,人家統計,我們這邊的票數還是比他們那邊多。柯林頓都急了。」

但在白茜芙看來,美國只能給予中國PNTR,別無它選。

她說:「作為入世協議的一部分,每個成員國都需要給予即將入世的成員國最惠國,也就是永久正常貿易夥伴關係地位。我認為,人權團體或許覺得美國不應給予中國這一地位。但對於一個將要入世的國家來說,那是不可能的。那將意味,美國將享受不到中國入世帶來的好處,而其它國家卻可以。顯然,那不是一個站得住的結果。」

柯林頓政府試圖說服國會,讓中國融入世界貿易體系可以加速中國國內的政治和社會變革。

回首幾十年來的風雨變遷,謝淑麗堅持認為,支持中國入世的決定是正確的。然而她承認當初誇大了經貿發展對中國政治自由化的促進作用。

她說:「為了讓國會批准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夥伴地位,我們絕對誇大了它在政治上的好處,也就是中國入世對中國國內政治改革的好處。我們看到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人享受的個人自由越來越多。因此我們預期,如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們會看到中國人權狀況的逐步改善。但我們確實誇大了。為了讓國會通過,我們確實誇大了。為了讓國會通過,我們確實把它說得太好了。但如果不那麼做,國會永遠不會批准中國的PNTR。」

最終,美國國會通過了《2000年美中關係法》,柯林頓總統簽署後生效。法案規定,在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後,美國將取消此前按《1974年貿易法》所實施的對中國貿易年度審議,與中國建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2008年11月15日,美國總統小布希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華盛頓會面。(AP)
2008年11月15日,美國總統小布希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華盛頓會面。(AP)

小布希政府:中國入世有兩大好處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在小布希執政的第一年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華盛頓「中國通」沈大偉表示,小布希政府認為,中國入世有兩大好處。他對美國之音說:「第一,它將有助於在全球秩序下控制中國經濟。如果中國在世貿組織之外──他們曾經胡作非為,中國可以擾亂全球經濟。如果它加入世貿組織,世貿組織能夠對中國一些破壞穩定的行為加以控制。小布希政府策略的另一個要素是經濟能夠影響政治。如果中國的經濟市場化,政治體制就有可能自由化,甚至民主化。目前這顯然沒有發生。但那是小布希政府的設想之一。」

在中國入世後的3年裡,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成長了92%,出口成長了81%。象徵著美國文化的可口可樂、搖滾樂和好萊塢電影也走入了千千萬萬尋常中國百姓的生活。2005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僅次於美國和德國,並在2012年躍居世界第一。

但與之而來的是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的猛增。2001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為831億美元。到2005年,對中國貿易逆差飆升至2023億美元。到小布希卸任總統之際,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已增至2680億美元。

呼籲中國扮演「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華盛頓抱怨中國沒有充分做出匹配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的貢獻。在小布希政府擔任過副國務卿的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呼籲中國扮演「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角色。

中國問題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關係研究所主任傅瑞珍(Carla Freeman)對美國之音說:「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概念是曾擔任過貿易代表、副國務卿和世界銀行行長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出的。這個概念用於中國,因為美國希望中國能夠向前邁進,更多地採納國際體系的規範,並且在世貿組織和其它國際協定中承擔更大的責任。」 傅瑞珍是美國資深外交官、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時的首席翻譯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 Jr.)的女兒。

「佐利克的講話是在說,中國從融入國際體系中獲益,現在是你對國際社會作出回饋的時候了。大家都需要對國際社會有所付出,它不是免費的。」沈大偉說。

2008金融海嘯,中國維持經濟成長

但中國對這一呼籲基本上無動於衷。在小布希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中國邀請他去北京觀看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北京奧運會結束後一個月,自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爆發,並很快席捲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

當時,為了將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最小化,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領導的中國國務院出台了規模4兆元人民幣的刺激措施。其結果是中國不僅在全球金融危機下維持了經濟的成長,而且增速還加快了。

「這樣一來 ,中國內部就過早產生了一種勝利主義情緒。中國有了答案,有了全部答案,領導層和公眾開始要求中國採取更強勢的外交政策。」謝淑麗說。

沈大偉說:「因此在2009年,中國有很多傲慢自大的情緒,不僅存在於中國領導層,也存在於知識分子中間。我記得我參加了很多會議,中國人認為美國終於垮掉了。在多年預測美國衰退後,現在終於發生了,多年預測中國崛起後,它終於發生了。而且這兩大趨勢將決定未來的走勢。」

中國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歐巴馬2009年就任美國總統時,他最初的對中國策略是與中國深入接觸,解決共同的全球問題,比如氣候變遷和北韓的核武威脅。

但他的首次訪華卻被處處設限。他與中國民眾以市民大會方式的直接交流沒有被官方的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也沒有在《新聞聯播》中予以報導。歐巴馬接受《南方週末》獨家專訪的報導遭到刪節。

亞太再平衡、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中國整軍經武

2011年11月,歐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政策,顯示美國打算把外交政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歐巴馬政府還宣布美國將與另外八個亞太國家展開下一代貿易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談判,而中國被排除在TPP之外。這引起了中國的反彈。

在有主權爭議的南海,這裡不僅是全球重要的地緣戰略要衝,也擁有最繁忙的航道,還蘊藏著豐富的資源。中國從2013年開始對南沙群島中方控制的七個島礁進行史上空前的填海造陸行動,同時還大規模擴充在西沙群島的存在。同年,中國還在東海就釣魚島與日本爆發嚴重糾紛。

中國軍事、安全問題專家、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客座研究員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對美國之音說:「在過去十年裡,中國越來越依賴進攻性的軍事力量,以脅迫和威脅的方式對待一些國家。這種向更為直接的方式的轉變真的是喚醒了美國注意到這種威脅本質。」

戴博:最重要的還是南海問題,顯示中國根本對國際法沒有興趣

2013年9月,在習近平就任中國國家主席並全面接掌中國黨政軍大權後僅幾個月,他就提出了他標誌性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將根據這一倡議向新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上,亞非歐國家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貸款和資助。

季辛吉中美關係研究所的戴博說:「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南海問題。就是海牙仲裁庭的裁定下來,中國不理它,也否認它。這讓很多美國人意識到,中國根本對國際法沒有興趣,對國際社會輿論也沒有興趣,對中國太平洋鄰國的看法和利益也沒有太大的興趣。」

中國經濟政治改革攸關美中關係起伏

沈大偉認為,中國國內政治變化是美中關係走低的一個原因。 他說:「如果你審視美中關係40年歷史中的規律,你會發現有一個規律非常清晰,那就是每當中國內部發生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那麼美國就非常樂意與中國合作,美中關係就會非常和諧,就發展得好。而當中國停止內部的政治或經濟改革,那麼美國就不怎麼願意與中國合作。我們覺得沒什麼能與中國合作的。過去8年來,中國沒有進行經濟改革, 肯定也沒有政治改革。實際上,中國反而是向1950年代倒退。」

謝淑麗也持同樣的觀點。「過去所發生的,讓我們所有研究中國的學者都感到吃驚的是習近平的大轉向,向更具威權特色的中國政治回頭。最高領導權力和平交接的終止,這違背了鄧小平1980年代所做的一切努力。他提升了黨的地位,黨吞噬了政府,並試圖控制一切。黨對社會的主導也大大增加。現在中國的體制比幾年前更高壓。所有這些國內趨勢讓中國看起來更有威脅性,再加上中共十九大上釋放出的一些信息,中國方案、中國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最優秀的模式。這是在宣告一場全世界範圍的意識形態冷戰。」她說。

根據普優(Pew)全球民調的數據,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印象在2012年從正面轉為負面。這種看法一直持續到今天。

傅瑞珍說:「冷戰結束後,美中關係的戰略基礎消失了;兩國走到一起,不斷發展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但美國的期望是中國將採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全球規範,至少在法治領域兩個制度間的趨同將越來越大。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華盛頓的一場「完美風暴」(各種不利因素同時出現),不僅是決策者, 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對中國集體表示不滿,因為中國沒有按照美國的預期去保護知識產權和公平貿易。」

著美中實力差距越來越小,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

隨著美中實力的差距越來越小,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日感焦慮。民調顯示,現在只有38%的美國人對中國抱有好感,比2017年的44%下降了6個百分點。

一些美國經濟學家估計,在2001年至2015年間,美國因對中國貿易逆差流失了34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近四分之三為製造業工作崗位。

川普2016年競選美國總統時承諾,他要讓就業回到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強硬起來。曾經擔任他競選顧問和白宮首席戰略師的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說,中國一直是川普關注的對象。

「讓川普一直唸唸不忘的的,或者說川普真正理解的就是中國。所有其它有關公共政策的問題,他的理解都不深,因為他是個商人,不是政客,他不是政策專家,」他對美國之音說,「但在中國問題上他已經有了很明確的概念,比如在匯率操縱方面,在貿易協議上……所以,很有趣的是,當我與川普見面的時候,他其實也許比我更算是對中國鷹派。」

在川普和他的一些核心幕僚看來,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以及美國大企業和華爾街大投行的貪婪是導致美國藍領工人和中產階級面臨經濟困境的主因。

班農在(Steve Bannon)川普總統任期的初期是他對中國政策的一個重要推手。「很明顯,我認為毫無疑問,我們正處於一場經濟戰爭之中。中國和我們打的經濟戰爭已經持續了二十年。現在我們是第一次去應對這場經濟戰爭。」他說。

2017年12月,距離川普就任美國總統首次訪華後僅幾個星期,白宮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一個月後,五角大樓發布的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把中國列為「修正主義大國」,其崛起對美國的繁榮和安全構成挑戰。

川普一直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挑戰,甚至是敵人

「美國不能繼續去參加戰略經濟對話,那不過是治夷之策而已。它是可笑的,它治不了川普,治不了新上來的這批人,」班農說,「他們開始看清中國政權過去20年的所作所為。所以,老一套遊戲是你永遠贏不了的。那基本上是那些有好處可拿的人制定的,是高盛那幫人、大公司那幫人。」

戴博認為,川普一直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挑戰,甚至是敵人。他說:「他一直懷疑這些貿易逆差問題,不是作候選人才開始的,對他來講,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他有班農、納瓦羅、萊特希澤這些顧問,就覺得中國所有的公司,不管是國企的還是私企的,都是佔美國便宜的。川普,看起來,這是他根深蒂固的信仰。」

2018年3月22日,川普在白宮簽署一份備忘錄,指責中國採取不公平貿易行為並盜竊美國知識產權,為對價值6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懲罰性的關稅鋪平道路。川普談到美中巨大的貿易逆差時說:「很多種計算方法。但無論你怎麼看,它都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逆差。它已經失控。」

美國、中國、日本的GDP走勢 (1980-2018)(VOA)
美國、中國、日本的GDP走勢 (1980-2018)(VOA)

蘭普頓:美中入冷戰,三大支柱同時受到攻擊

在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的關係走向低谷之際,整個世界都在關注它的後果。

有「知華派」第一人之稱的中國問題學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榮退教授蘭普頓(David Lampton)認為,美中兩國在一定意義上已經進入了某種性質的冷戰。他對美國之音說:「40年來,我們現在首次處於對手的地位,包括文化領域、教育領域、經濟領域以及戰略軍事領域。在過去的40年裡,我們關係中總是有一個支柱強於其它支柱,從而能夠支撐起一個積極的關係。但現在,所有三大支柱,經濟、戰略外交、文化,在兩個國家都同時受到攻擊。」

軍事與安全專家梅惠琳說:「我認為短期內,我們會看到雙方之間的緊張加劇。美國把國家安全定義為維持自己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而中國把國家安全定義為把美國趕出該地區。只要是這種情況,美國和中國就很難建立真正的和平與合作的關係。」

分析人士指出,美中關係未來將繼續被矛盾和爭端主導。

戴博說:「前40年中美關係的特色,是我們共同的希望大於我們共同的擔憂。現在是相反的。現在我們都覺得對方是有陰謀的,有意圖的,不信任的。而且是一個全球的競爭。下一次,在這些新的條件之下,有危機的時候,而且這是或遲或早會發生的,擦槍走火的事,各種個樣的可以發生危機的領域。那個時候我們會怎麼處理,怎麼管理危機。或者我們的下一個危機,會不會變成像珍珠港或者像911,或者像蘇聯發射Sputnik人造衛星,讓全美國意識到中美關係現在是競爭關係有沒有可能陷入新的冷戰。」

沈大偉:這種競爭性的、緊張、複雜、充滿風險的關係是新常態

沈大偉說:「我認為,這實際上是新常態,這種競爭性的、緊張、複雜、充滿風險的關係。我們回不到那種和諧合作的美中關係了。有人認為,我們還能回到和諧合作的美中關係,他們是在做夢。我們能夠在我們兩國都有共同利益的個別議題上合作。但我認為,未來美中關係的模式和動態將是摩擦、競爭、壓力。挑戰在於如何管理關係中的摩擦和緊張,使它不至於發展成全面的敵對關係。」

但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成(Cheng Li)認為,美國的對中國策略仍然處於一個探索階段,還遠遠沒有得出必須「遏制中國」的定論。

他說:「如果說接觸政策不行了,那麼什麼樣的政策才是有效的,而且我覺得很多有識之士還會認為,重新考量中國是對的,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很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且它在軍事上和其它方面上也是以咄咄逼人的狀況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調整對中國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認為已經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要遏制中國。」

卡特:與中國好好相處對我們至關重要

但也有人主張,合作和友好仍然應該是美中關係的主旋律。前總統卡特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長遠來看,美國人民會發現,與中國好好相處對我們自身的繁榮、我們自身的和平與美好的生活來說至關重要。在川普總統政府下,我們關係暫時有所退步,但我無法預測未來下一任會怎麼做。我會繼續利用我的影響力,利用卡特中心的影響力,來讓我們本著尊重,並以彼此坦誠開放的態度來處理跟中國的問題。我認為中國人也非常有可能會這麼做。」

李成說:「中美關係不僅是國家與國家的關係,而且是中美兩國人民的關係。因為這個關係到我們未來世界的和平和區域性的發展、經濟的穩定,等等。所以,不能只是政客、政治領導人才能決定這個關係,而民間很多良好的願望。當美國的觀眾為姚明呼喊的時候,當中國的球迷給科比、給喬丹呼喊的時候,這就告訴我們,兩國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那種敵視,而是互相的好感。」

40年變化莫測的美中關係走到未知的十字路口

傅瑞珍說:「我們以前所希望看到的是一個開放、更加多元化的中國,也是一個政治制度會更加開放的地方;當然,不一定非得模仿美國的政治體制,因為(中國)自己有著非常深厚的政治傳統,但肯定應該是一個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化的社會制度。」

沈大偉認為,目前美中關係的下行將是無休止的,是結構性的,也是深遠的。他說:「我多次強調中國國內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如果中國能夠回到朝著更自由方向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那麼是的,美國就可以與中國再次合作。但如果中國是在習近平的這條路上走下去的話,那麼我們之間就沒有什麼好合作的。」

「中國仍然有很大的問題。美國確實也有很大的問題。我認為,我們雙方都應該堅持鄧小平的政策,安撫外部世界而專注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都應該把韜光養晦作為我們的政策。但那是一種願望,或許並不是一個行得通的希望。」蘭普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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