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在台灣不只是學術議題，還是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這三個字聽來高冷艱深，卻在出版界與公知圈廣為流傳，成為反擊「漢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的武器，學術話題在民間能有如此熱度，實屬罕見。放眼國際，新清史不過是北美中國研究的一支，更是內亞研究與滿學研究的邊緣，能漂洋過海進到台灣普羅群眾的視野，並被包裝成歷史研究的一大神話，出版社實在功不可沒。
新清史究竟「新」在何處？
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源於何炳棣與羅友枝的辯論，這是比較普遍的說法；但長遠來看，新清史其實是近三十年來美國學界內亞研究、中國研究與清史研究部分匯流的結果，代表人物有歐立德、米華健、柯嬌燕、羅友枝、路康樂與濮德培等，雖說每位學者的創見不一，但仍可將其宣稱的「新穎」之處約略總結如下：
1.強調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的運用，以打破過去漢文史料獨霸的局面。
2.重視「大清帝國的特殊性」，認為「大清帝國」是中國史上一個特殊的時間點，並由「去漢人中心」的視角出發，重現被現下歷史敘述所掩蓋的大清帝國滿州性、內亞性與世界帝國性，並反對「滿人漢化」的論述。
當然這些理念看上去都很新鮮，就像酸甜多汁的橘子，但如果細細品味，卻能嘗到陳皮的歲月感。
非漢文史料？
新清史學者強調自己志在開發非漢文史料的秘密，從而透露了他們的預設立場：一是前人「似乎」都只看漢文史料，二是非漢文史料一定藏有能彰顯大清帝國「超中國性」的線索。這樣的宣稱看上去頗有氣勢，然當真如此嗎？
早在新清史之前，以非漢文史料來研究清史早就行之有年，中外皆然。大陸的王鍾翰、台灣的陳捷先、莊吉發皆為運用滿文檔案的清史翹楚；日本的內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羽田亨等史家也長年耕耘滿蒙文檔案的蒐集、翻譯與應用，筆者過去在莊吉發老師門下學習滿文，用的就是羽田亨於1937年編纂成書的《滿和辭典》。即便是東亞以外的地區，早在新清史之前，歐美的內亞研究、滿學研究也已是滿、蒙、維吾爾、俄文檔案運用成風。當然新清史學者們若能發掘出新史料，並加以運用，進而開展出翻案性的歷史論述，也是美事一件，可惜偏偏事與願違。
以「新清史四書」為例，羅友枝《最後的皇族：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引述的資料語種幾乎只限漢文；路康樂《滿與漢：1861-1928晚清和早期共和國族群關係和政治權利》則完全沒用任何滿文材料；柯嬌燕《半透明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身份”》雖用上較多的滿文史料，卻皆取自學界使用已久的《滿文老檔》；歐立德《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在這方面則較有新意，用了許多乾隆時期的朱批奏摺，但這些奏摺其實也早有漢譯本。其他如米華健《嘉峪關外》、濮德培《中國西征》中的滿文史料也都是前人常用的，更不用說其他少的可憐的內亞語種文獻。新清史學者們雖然宣稱要用非漢文史料來發掘新的證據，但查其作品，撐起書中論述骨架的，幾乎都是漢文史料。 （相關報導： 想證明自己被性騷擾、讓色狼付出代價，就自殺吧！清代用貞操逼死婦女的「殺人牌坊」 ｜ 更多文章 ）
另外非漢文史料是否當真隱藏了什麼「滿人的秘密」？清代檔案數約1000萬件左右，當中200萬件是滿文，以康熙時期誕生的朱批奏摺來看，與八旗、邊疆事務有關的議題通常會以滿文書寫，但這是否表示滿人有意隔絕漢人參與上述相關事務？不盡然。清廷早年重用旗人，而旗人大多不會漢語，又不必參加科舉，所以一旦外放為官，除非請專人代筆，否則皆只能以滿文撰寫奏摺。然而雍正之後情勢逐漸逆轉，旗人的漢文程度逐漸上升，滿文程度卻急遽下降，而且一去不復返，於是內地議題的奏摺幾乎全成了漢文的天下，邊疆議題雖還是以滿文為主，但也不得不與漢文和平相處。因此滿漢文之分，往往不是為了隔離議題，而是受限於撰寫者的語言能力，但這其實也不妨國家運作，畢竟許多旗人入仕「筆帖式」，滿漢奏章的互譯本就是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