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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觀點投書:解構中國的神話-為何人人都談新清史?

「新清史」聽來高冷艱深,卻在出版界與公知圈廣為流傳,成為反擊「漢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的武器。圖為清代中期在民間開始流行的吉祥圖案。(圖/澎湃新聞提供)

「新清史」聽來高冷艱深,卻在出版界與公知圈廣為流傳,成為反擊「漢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的武器。圖為清代中期在民間開始流行的吉祥圖案。(圖/澎湃新聞提供)

「新清史」在台灣不只是學術議題,還是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這三個字聽來高冷艱深,卻在出版界與公知圈廣為流傳,成為反擊「漢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的武器,學術話題在民間能有如此熱度,實屬罕見。放眼國際,新清史不過是北美中國研究的一支,更是內亞研究與滿學研究的邊緣,能漂洋過海進到台灣普羅群眾的視野,並被包裝成歷史研究的一大神話,出版社實在功不可沒。

新清史究竟「新」在何處?

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源於何炳棣與羅友枝的辯論,這是比較普遍的說法;但長遠來看,新清史其實是近三十年來美國學界內亞研究、中國研究與清史研究部分匯流的結果,代表人物有歐立德、米華健、柯嬌燕、羅友枝、路康樂與濮德培等,雖說每位學者的創見不一,但仍可將其宣稱的「新穎」之處約略總結如下:

1.強調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的運用,以打破過去漢文史料獨霸的局面。

2.重視「大清帝國的特殊性」,認為「大清帝國」是中國史上一個特殊的時間點,並由「去漢人中心」的視角出發,重現被現下歷史敘述所掩蓋的大清帝國滿州性、內亞性與世界帝國性,並反對「滿人漢化」的論述。

當然這些理念看上去都很新鮮,就像酸甜多汁的橘子,但如果細細品味,卻能嘗到陳皮的歲月感。

非漢文史料?

新清史學者強調自己志在開發非漢文史料的秘密,從而透露了他們的預設立場:一是前人「似乎」都只看漢文史料,二是非漢文史料一定藏有能彰顯大清帝國「超中國性」的線索。這樣的宣稱看上去頗有氣勢,然當真如此嗎?

早在新清史之前,以非漢文史料來研究清史早就行之有年,中外皆然。大陸的王鍾翰、台灣的陳捷先、莊吉發皆為運用滿文檔案的清史翹楚;日本的內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羽田亨等史家也長年耕耘滿蒙文檔案的蒐集、翻譯與應用,筆者過去在莊吉發老師門下學習滿文,用的就是羽田亨於1937年編纂成書的《滿和辭典》。即便是東亞以外的地區,早在新清史之前,歐美的內亞研究、滿學研究也已是滿、蒙、維吾爾、俄文檔案運用成風。當然新清史學者們若能發掘出新史料,並加以運用,進而開展出翻案性的歷史論述,也是美事一件,可惜偏偏事與願違。

以「新清史四書」為例,羅友枝《最後的皇族: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引述的資料語種幾乎只限漢文;路康樂《滿與漢:1861-1928晚清和早期共和國族群關係和政治權利》則完全沒用任何滿文材料;柯嬌燕《半透明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身份”》雖用上較多的滿文史料,卻皆取自學界使用已久的《滿文老檔》;歐立德《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在這方面則較有新意,用了許多乾隆時期的朱批奏摺,但這些奏摺其實也早有漢譯本。其他如米華健《嘉峪關外》、濮德培《中國西征》中的滿文史料也都是前人常用的,更不用說其他少的可憐的內亞語種文獻。新清史學者們雖然宣稱要用非漢文史料來發掘新的證據,但查其作品,撐起書中論述骨架的,幾乎都是漢文史料。

另外非漢文史料是否當真隱藏了什麼「滿人的秘密」?清代檔案數約1000萬件左右,當中200萬件是滿文,以康熙時期誕生的朱批奏摺來看,與八旗、邊疆事務有關的議題通常會以滿文書寫,但這是否表示滿人有意隔絕漢人參與上述相關事務?不盡然。清廷早年重用旗人,而旗人大多不會漢語,又不必參加科舉,所以一旦外放為官,除非請專人代筆,否則皆只能以滿文撰寫奏摺。然而雍正之後情勢逐漸逆轉,旗人的漢文程度逐漸上升,滿文程度卻急遽下降,而且一去不復返,於是內地議題的奏摺幾乎全成了漢文的天下,邊疆議題雖還是以滿文為主,但也不得不與漢文和平相處。因此滿漢文之分,往往不是為了隔離議題,而是受限於撰寫者的語言能力,但這其實也不妨國家運作,畢竟許多旗人入仕「筆帖式」,滿漢奏章的互譯本就是常態。

康熙時期的硃批奏摺。(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
康熙時期的硃批奏摺。(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

新清史的領軍人物歐立德雖然不同意「滿人漢化」的論述,但他自己也認為,漢文化內容豐富、歷史悠久,對滿人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一旦滿人進入漢文化圈,就會想留在裡面,成為漢文化的一部份,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且清朝建國以來便一直如此,但他還是認為使用「涵化」(Acculturation)會恰當一點,因為即便滿人忘了自己的傳統,也不見得會改變自己的認同。然而這正是問題所在,當一群人連母語都忘了,生活習慣也與「異族」無所差別,維繫其認同的機制究竟是什麼?當然肯定還是有相關機制在作用,但企圖利用滿文檔案來佐證這件事,卻往往只能適得其反。例如清朝的正式國號 (Daicing Gurun,源於蒙古語,意指戰士國,漢語譯為大清國),歐立德認為漢人覺得「大清」二字聽來吉祥,但滿人與蒙古人聽了「大清」二字則會熱血沸騰,歐立德進一步說,如果只讀漢文史料就無法看到清朝的這一面。然而歐立德似乎忘了,「大清國」雖是正式國號,但它在滿文檔案中的使用率卻遠低於另一個順治年間就有的詞彙: (Dulimbai Gurun,意為中國),康熙遺詔的滿文原本、尼布楚條約滿文版以及其他諸多文獻中,講到國名用的都是「中國」這個字,而非「大清國」;另外帝王的稱謂也是另一個觀察的重點,康熙遺詔滿文原本中,康熙的稱謂用了 (xôwangdi)這個字,即由滿文音譯漢文「皇帝」而成的新字,而非內亞民族傳統慣用的「汗」( xan),如果真要字字計較,這豈不成了滿人逐漸流失內亞性的證據?清代的滿人認同當然值得研究,但若只是隨意挑一個滿文字詞來探討,不免捨本逐末,更有先射箭再畫靶之嫌,這大概也解釋了為何新清史學者們在非漢語文獻的引述上,往往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歐立德最後也承認滿文檔案的重要性在於「能把我們帶回當時的語境中」以及「有些檔案尚未譯成漢文時,你可以先睹為快」,而非他們一開始訴諸的「挖出被漢文檔案遮掩的秘密」、「可以更加體現大清帝國的非中國性」。

去中國中心?

其實從宣稱非漢文史料至關重要這點來看,就能發現新清史的不確定性與嘗試性,以致於許多早年的論述到現在都必須轉彎,或因學者看法不同而分崩離析,例如新清史學者們的第二個「新穎」之處:「開展去漢人中心視角的歷史敘述」。

其實早在新清史之前,這就是內亞研究與滿學研究的傳統精神,甚至研究隋唐的陳寅恪先生也早就在相關著作中強調過「關隴集團」與「涼州文化」在唐朝的主導地位。但新清史的學者們之所以覺得自己「新」,正是因為他們不從內亞、清史或滿學研究的角度來論述自己,而是從中國研究這個角度,這就是為何他們看似研究內亞,卻幾乎不與內亞學界對話;也是為何新清史的文章幾乎不曾上過任何一個內亞研究的主流刊物,卻偶爾會成為其批評的對象。

如果以美國學界的中國研究這個角度來看,新清史確實有些新處,也就是其企圖從清朝這個朝代提取中國的「帝國」、「內亞」、「族群」元素,來解釋明清以降的中國史,並分析、預測中國今後的發展,這或許可視為美國中國研究的一支內亞族群轉向,只是如此一來會引發什麼爭議,也就可想而知了。首先是用族群理論來分析中國史並擴並政治現勢,當然引發兩岸學者的滔天批評,也讓自己同室操戈,例如濮德培就曾表示「中國的合法領土其實只有漢地18省(China Proper)」、米華健也說「清代之前中國根本管不到新疆,新疆怎麼會是中國的合法領土」,這些論述當然不犯法,但依照這種邏輯與標準,新墨西哥州、夏威夷跟阿拉斯加也不該是美國的合法領土;另外為了讓自己的論點站得住腳,不免有讓民族主義列車超趕歷史進程之嫌,例如雖被歸為新清史陣營一員、卻始終不願承認的柯嬌燕就批評歐立德創造了一種「滿族民族主義」,柯嬌燕認為清朝建立時,「滿族」意識根本還沒誕生,旗民之分大過滿漢之別,並認為「滿人中心論」在天下秩序中其實不扮演任何角色;另外歐立德也被濮德培批評過於放大滿人的角色,從而忽略了蒙古人在清史中的重要性。

蒙古人.雪.馬.騎馬(圖/pixabay)
新清史的領軍人物歐立德被濮德培批評過於放大滿人的角色,從而忽略了蒙古人在清史中的重要性。(圖/pixabay)

另一個較大的爭議,則是新清史學者在訴諸清朝內亞性的同時,逐漸政治化內亞,最後就成了用大內亞主義來取代大中國主義,失去了原先去中心的反霸初衷。內亞本來只是地理概念,卻在他們的論述中逐漸上升為文化概念、政治概念,最後儼然成了國家概念,故新清史認為清朝是中國史的重要斷點、突變點,因為他們視角內的「傳統中國」只有宋明兩朝,其他全為內亞中心的延伸,這自然也引來中外學者批其「矯枉過正」。但這也是過去的事了,歐立德近來提出,「清朝並非中國史的特例,融合-衝突本就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現象,元、遼、金、明皆為如此」的論述,這其實已與中國主流歷史敘事相去不遠。歐立德的轉向其實也體現在其新書《皇帝亦凡人》中,除去滿漢有別、強調乾隆滿州認同的部分,整本書論述下的中國史,其實跟傳統的描述相去不大。

由上述的辯論與發展可看出,新清史其實是個剛剛起步、正不斷調整論述與研究方向的「學友群」,但認同自己是其中一員的學者其實少於外界歸納的數量。另外它雖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分支,但其實並未獲得西方主流內亞、滿學、清史研究界的重視,最大的聽眾群,還是在兩岸。 

台灣的新清史熱

新清史能開始在台灣的非學術界流傳,主要原因還是出版界的推行、公知的宣傳與反中情緒的發酵。放眼台灣社會,反中不僅是種政治正確,也隱然成了國策。為了證成中共對台灣不具統治正當性,知識界開始了一波解構中國的熱潮,早年最常用的就是新疆與西藏議題,人人一提到這兩個地方,說的都是「中共殖民地」、「中國非法侵略而來」的論述,然而因為新疆研究與西藏研究的門檻都很高,許多人的資訊來源不是西方記者寫的騙錢書,就是網路上諸多無法查證的報導,因此出現了許多相當反智的論述,連盛世才、蘇聯歸化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關鍵字都不知道,就能自稱新疆專家。這些人並非真正關心新疆與西藏,而是因「成為中國人」、「被中共統治」的焦慮在心中竄動,只好移情到一個他們認為可以同病相憐的對象上,其實說穿了不過是消費他人的苦難,好遂行自己的道德表態罷了,當然如果能趁機業配一些文化商品,還能累積點虛名及資本。

即便近年來西方記者也有些新觀察,例如《躁動的新疆》這本書,作者雖然在歷史與語言知識上有些謬誤,但其批判中共治疆失據之餘,也批評了東突厥斯坦獨立組織誇大維吾爾人的苦難、偽造維吾爾人的歷史,最終其實只會傷害維吾爾人,並強調西方媒體將新疆報導為極度動亂的地區是有失偏頗的,更以自己親訪新疆的經歷,提出「新疆是個伊斯蘭氣息濃厚的地方,到處都是清真寺與聖墓,禮拜風氣極盛,與西方媒體所報導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壓制伊斯蘭的論述完全不合,令人驚訝」等心得,都是西方記者中極難能可貴的看法,但出版社依舊以傳統新疆議題的形式來包裝宣傳,在封面與封底的文字中大肆批判中共,忽視作者的新看法,還強調「台灣應該要借鏡」;翻譯方面則找了一位有號稱有1/4維吾爾血統的譯者,但成品卻慘不忍睹,除了文句不通順、帶有英文原文的痕跡外,更將許多約定俗成的專有名詞譯法砍掉重練,例如把「熱比婭」譯成「卡德爾」(熱比婭全名為熱比婭·卡德爾);另外此書明明處理新疆議題,出版社卻找了一位清代蒙古研究者來寫序,結果可想而知,既無法點出此書的特殊之處,也無法糾正其中的知識謬誤。但這樣的賣書方式卻能引起熱議,進而讓出版社名利雙收。

新清史在台灣就跟《躁動的新疆》一樣,被出版社一廂情願的商業化包裝,即便。台灣的第一本新清史出版品是歐立德的《皇帝亦凡人》,雖非所謂「新清史四書」,卻也是歐立德的最新力作,而且是逐漸向傳統中國史敘事靠攏的新作。然而出版社打書的方式雖比新疆議題優雅,卻還是相當膚淺,以至於寫出這種文宣還能臉不紅氣不喘:

「傳統的清史研究限於漢文文獻,都把滿清化約為一中國王朝。歐立德精通滿文,試圖跳出漢人中心觀,從滿洲人的角度審視這段歷史」

新清史學者書中的滿文史料,全是傳統清史研究者不眠不休考據開發出來的,如今竟能張冠李戴,既罔顧新清史本身的轉向與分歧,更無視前人在清史研究上的貢獻與多元脈絡。

後該出版社又出版了羅友枝的《最後的皇族》,打書方式還是一成不變,只是更加浮誇:

「20世紀漢民族主義者對中國歷史的詮釋」 vs. 來自新清史的反擊

「把大清視為古代中國邁向近代國家的一個階段的觀點,是中華民族主義的奇特思想,不符合大清統治者的真實樣貌。清的統治模式不是民族國家,統治目標也不是建構一個單一民族認同,而是允許多元文化在一個鬆散的帝國之內共存。」

上述的宣傳詞不僅存在知識性謬誤,更反射了出版社對清史研究現況的詭異想像,把新清史自己都修正過的論述再拿出來冷飯重炒。然而優點就是打書戰略十分精準,知道要怎麼寫才不會太露骨,既能服務到反中情緒的市場,也能體現自己的格調。

新清史肇基之初,曾有許多充滿雄心壯志的構想,但隨著研究的推進,曾經激進的口號發生了變化;曾經立場鮮明的學者們逐漸分道揚鑣。歐立德基本上認同並接受了許多傳統中國史的觀點;米華健與濮德培的立場依舊強硬;柯嬌燕則否認自己是新清史的一員(雖然大家都這麼說)。新清史看似想以清朝為方法來解構中國史,但最終彷彿只解構了自己的「學友群」,然而它的反抗精神卻不會因此消亡,並將永遠活在台灣的反中市場裡。即便位處邊緣,只要能為反中情緒服務,你就是主流;就算還在摸索方向,只要能為出版社引來流量,我們就能幫你定位立場;縱使千里孤墳,只要有其價值,也能引人助你借屍還魂。

*作者為台大研究生,習滿文、蒙文、藏文、阿拉伯文與科普特文,提名2014年蒙藏語文獎學金並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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