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重慶南路曾是知名的「書店一條街」，如今整排黃金店面被許多商旅取代，搖身變成「商旅一條街」，開業80年的「鴻儒堂」見證書街興衰，堅持繼續開門賣書，等候愛書人上門。
「鴻儒堂」目前在博愛路上的商辦大樓5樓開業，地下室是一家閃著霓虹燈的卡拉ok店，初走進大門時，還一度懷疑是不是走錯了。「鴻儒堂」是黃成業的祖父黃次俊於1936年、日治時期的兒玉町（現為南昌路）所創立，以兩個兒子中間的名字「鴻」，加上代表讀書人的「儒」取名，專賣舊書，戰後才搬到忠孝西路，之後陸續遷到開封街、漢口街和現址的博愛路，參與重慶南路一帶書街的興衰起落。
重南書街的興衰
從「鴻儒堂」眺望，看出去就是北門，城門內就是歷代政經樞紐，通往權力核心的重慶南路在清代時稱為「府前街」，日治時期叫「本町通」，1949年政府遷台，總督府改為總統府。
在「鴻儒堂」創設前約40年前的1895年，也就是日治初年，日本人為僑民教育在重慶南路設立「台灣書籍株式會社」，1898年日人村崎長昶創立「新高堂書店」，最初只是一間販售文具、書籍的小商號，因長期壟斷教科書與總督府圖書館的採購，發展成當時台灣最大的書店，並形成群聚效應，附近還有文明堂、太陽號等著名書局。
戰後台灣文化界人士創立東方出版社接手新高堂、台灣書籍株式會社成為台灣書店，一樣出版教科書；隨政府來台的中國大陸書店和出版商迅速卡位，世界書局、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都佔有一席之地，重慶南路成為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一條街。
除了大小書店外，還有武昌街明星咖啡館騎樓詩人周夢蝶書攤子上的文學刊物和詩集、流動書報攤賣的黨外雜誌等查禁書刊，街上飄散著書本的印刷油墨味，反映著那個求知若渴的年代。
「鴻儒堂」當年大量引進工業、農漁業等日文技術書籍，適逢台灣經濟剛起飛，胼手胝足打拚的企業家不時去買書，藉著看書提升、研究技術，「當時來買書的人，許多人現在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企業老闆。」黃成業說。
「以前大門還沒開，門口就一大堆人。」在重慶南路開業40年的「天龍圖書」負責人沈榮裕回憶約莫60年代書街的全盛時期。他說，尤其在學校剛開學時，學生搶著要買參考書，排隊排1小時都算正常。
書店一間接著一間關門，原因是...
政經權力在重慶南路上更迭替換，書香代表的文化氣息始終佔有一席之地，直到近年來敵不過科技的沖刷，過去櫛比鱗次的書店，如骨牌般地一間間倒了下去。
重慶南路的買書人，換成了拉著行李叩囉叩囉匆匆來去的背包客，書店變成了商旅和餐廳。位在重慶南路、開封街口的「臺灣商務印書館」幾個大字，仍掛在老建築外牆，但書店早已在2014年底搬遷，現改為經營商旅。
「你要從第一銀行這邊拍過去，大家都是這麼拍的，那一排只剩下建宏、三民.....，沒幾家了。」黃成業領路走訪重慶南路一帶，點名似的述說著一家家書店留不住的風華，指導著攝影記者站位拍攝，彷彿想留住散場前最後的美好時光。
擺在眼前的是買書人變少了，但黃成業卻點到了高鐵，回憶起當年台灣還沒成為一日生活圈時，許多中南部民眾來台北出差、辦事，需要過夜，空檔時就逛書街買書，「有了高鐵後，這些客人統統不見了。」
不過，更多人將看書的人變少了歸咎於智慧型手機的興起。算一算，高鐵通車和iPhone問世竟巧合地都是2007年1月，前後只差了4天時間。
「書店是文明的象徵、城市的名片，沒有書店就沒有文化。」沈榮裕也還在為振興書街努力，今年還要擴大辦理促銷活動，希望提振買氣，也大聲疾呼政府應該要有作為，挽救書市。
責任編輯/陳憶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