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現場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吾輩已決定玉碎作為犧牲」、「如渠不幸身死,希望市民做為後盾」,激起民眾高漲的情緒。根據當時的新聞報導,「現場喊聲滿堂,鼓掌不絕」,許德輝宛若義憤填膺的群眾領袖,不顧自身安危領隊向行政公署討回公道。
後來,他毛遂自薦擔任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先向上級誣陷這些學生四處劫掠、暴力破壞,獲陳儀許可取得武器後,便以「預防不測」理由要隊員配戴。之後,他再暗中舉報隊員攜帶武器,意圖攻擊國軍!最終,多數學生不幸被捕罹難。
諷刺的是,保存在檔案中的「反間工作報告書」,清楚揭露了許德輝的真實身份,以及他陳述自己潛伏於處委會,趁機興風作浪的意圖。
間諜就在你身邊
另一個令人慨歎的故事,則是同時期發生在南部的黃媽典案。作為嘉義朴子的地方仕紳,黃媽典因為領導當地處委會遭到清算槍決,組織許多成員亦被逮捕繫獄。然而,後來解密的檔案資料明確揭示了一位與他關係親近的同黨友人,竟然是警備總部所吸收的「運用人」!
「看了檔案後會覺得很可怕。」林正慧感慨地說。
類似的故事在在顯示,當時情治單位對民間組織的滲透程度,已經讓人難以分辨孰為敵友。
綿密的佈線偵防,並不僅止於二二八事件。林正慧指出,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留存的一批檔案,可以看到特務機關長期監視的黑名單。由於二二八發生於 1947 年 2 月 28 日,在傳統記事為丁亥年、癸卯月戊寅日,情治單位遂把二二八關聯者以「戊寅份子」、「丁亥份子」記錄,不時派人前往盯哨,甚至連旁系親屬也經常被「查水表」。
即便到了解嚴後的 1990 年代,這些「老大哥式」的監控也仍未完全結束。
「退休」後的特務們去了哪?
除了解開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組織、化名之謎,林正慧也考察比對大量檔案,循線追索事件落幕後,這些特務們去了哪?做了什麼?是否仍以不同身分潛伏,扮演威權領袖的耳目?
她將曾參與二二八事件的特務整理成一份名單,蒐集各種史料,為每個名字建構「履歷」──包括這些特務的掩職與轉職。「掩職」指的是在職期間檯面上的公開職務,藉此掩護特務身分;「轉職」則是他們脫離情治機關以後的生涯發展。
林正慧表示,常見的掩職,一是縣市政府、省政府的各層級公務員,戰後情治人員普遍會以政府機關來掩職。另一大宗則是媒體業,這或許是因為記者調查訪問的工作性質與情報員相近,方便掩護任務。例如:1947 年林頂立籌辦的《全民日報》,旗下許多記者都是保密局的通訊員。換句話說,整家報社幾可看成是情治單位的掩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