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雙邊的歷史發展，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軌跡。
從生活、經濟型態來看，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有著非常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所謂「海洋文化」性格，是相對於「大陸文化」而言。近代的海洋文化較具有濃厚的商業根性，它是比較具有流動性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容性的；而大陸文化，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由於農業是安土重遷的，因此相對來說，它是一個比較封閉、保守、靜態的社會。
台灣的海洋性格，從荷蘭時代便已展現出來，甚至有學者說，台灣的開發與世界的走向海洋時代大抵同步而行。荷蘭人來台灣之後，經營米、糖、鹿皮等外銷，並且在台灣發展轉口貿易。台灣不但已經顯現出以外銷為導向的經濟雛型，也已扮演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角色，用現在的話說，簡直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這種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雛型，使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1662年鄭成功接受何斌的建議，攻取台灣。何斌在給鄭成功的建議書中，特別提到台灣這個地方「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眾，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江日升，《台灣外記》）其中所謂「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指的就是台灣可以發展國際貿易。鄭成功繼承其父親鄭芝龍的海上霸業，這股勢力雖然曾被視為「海盜」，但若將之形容為「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也許更恰當。1654至1655年之間，鄭氏一族所屬的貿易船，約佔當時全中國船的74%，因此要操作價格相當容易，所以鄭成功的海外貿易，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地都佔有支配地位。這股「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勢力來到台灣之後，果然突破滿清的封鎖。到了鄭經時代，國際貿易更加發展，台灣的糖甚至銷到英國去，英國在台南還設有商務代辦。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誠如清初郁永河在《裨海紀遊》〈鄭氏逸事〉中所指出的：「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其所謂「通洋之利」，用現代話說，就是國際貿易的利益。台灣史學者黃富三曾評論說：「鄭氏王朝秉承其家族之海上活動傳統與閩南地區的特性，來台後並未改變荷蘭人的重商路線。此乃大量軍民突然入台，經濟未崩潰，且以小國寡民能與大中國抗衡的奧秘所在。」
滿清帝國佔領台灣之後，因消極治台，台灣之發展主要是靠民間的努力。又因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來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過去作為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只靠著「郊商」進行海峽兩岸的區域貿易。 （相關報導： 台大青年遭槍殺！高雄縣二二八檔案首度成書：被控暴動，搜出「武器」卻包括176張唱片 ｜ 更多文章 ）
19世紀40年代以後，由於台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台灣。1860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在台灣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糖原本就有國際市場，樟腦更是獨特商品，茶也後來居上。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1878年之後的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這種現象剛好說明了台灣具有濃厚的海洋商業性格。也因為如此，引起其他列強更加覬覦台灣。經過1874年和1884年兩次外力的入侵（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以及法軍利用清法戰爭曾侵入北台灣和澎湖）之後，清廷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台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沒想到推展洋務運動比清國內地要慢1、20年的台灣，成果竟然超越清國其他各省。當時全清國的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鐵路隧道，第一個自辦的電力公司，第一條架設的電報線，都在台灣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