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峰專文:梁啓超十問,見證台海兩岸的落差

2020-02-28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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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自古以來便孕育不同型態的生活型態與文化,日治時期更是加大落差,當時的知識分子梁啟超就曾提出10點問題,想藉此了解日人治台之方。(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兩岸自古以來便孕育不同型態的生活型態與文化,日治時期更是加大落差,當時的知識分子梁啟超就曾提出10點問題,想藉此了解日人治台之方。(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台海雙邊的歷史發展,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軌跡。

從生活、經濟型態來看,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有著非常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所謂「海洋文化」性格,是相對於「大陸文化」而言。近代的海洋文化較具有濃厚的商業根性,它是比較具有流動性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容性的;而大陸文化,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由於農業是安土重遷的,因此相對來說,它是一個比較封閉、保守、靜態的社會。

台灣的海洋性格,從荷蘭時代便已展現出來,甚至有學者說,台灣的開發與世界的走向海洋時代大抵同步而行。荷蘭人來台灣之後,經營米、糖、鹿皮等外銷,並且在台灣發展轉口貿易。台灣不但已經顯現出以外銷為導向的經濟雛型,也已扮演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角色,用現在的話說,簡直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這種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雛型,使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1662年鄭成功接受何斌的建議,攻取台灣。何斌在給鄭成功的建議書中,特別提到台灣這個地方「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眾,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江日升,《台灣外記》)其中所謂「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指的就是台灣可以發展國際貿易。鄭成功繼承其父親鄭芝龍的海上霸業,這股勢力雖然曾被視為「海盜」,但若將之形容為「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也許更恰當。1654至1655年之間,鄭氏一族所屬的貿易船,約佔當時全中國船的74%,因此要操作價格相當容易,所以鄭成功的海外貿易,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地都佔有支配地位。這股「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勢力來到台灣之後,果然突破滿清的封鎖。到了鄭經時代,國際貿易更加發展,台灣的糖甚至銷到英國去,英國在台南還設有商務代辦。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誠如清初郁永河在《裨海紀遊》〈鄭氏逸事〉中所指出的:「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其所謂「通洋之利」,用現代話說,就是國際貿易的利益。台灣史學者黃富三曾評論說:「鄭氏王朝秉承其家族之海上活動傳統與閩南地區的特性,來台後並未改變荷蘭人的重商路線。此乃大量軍民突然入台,經濟未崩潰,且以小國寡民能與大中國抗衡的奧秘所在。」

學者認為,鄭成功最大的功勞是趕走荷蘭人,建立以漢人為主的社會。(林瑞慶攝)
鄭成功來到台灣時進行的海外貿易,在日本、東南亞等地都佔有支配地位,國際貿易發展蓬勃。(資料照,林瑞慶攝)

滿清帝國佔領台灣之後,因消極治台,台灣之發展主要是靠民間的努力。又因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來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過去作為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只靠著「郊商」進行海峽兩岸的區域貿易。

19世紀40年代以後,由於台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台灣。1860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在台灣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糖原本就有國際市場,樟腦更是獨特商品,茶也後來居上。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1878年之後的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這種現象剛好說明了台灣具有濃厚的海洋商業性格。也因為如此,引起其他列強更加覬覦台灣。經過1874年和1884年兩次外力的入侵(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以及法軍利用清法戰爭曾侵入北台灣和澎湖)之後,清廷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台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沒想到推展洋務運動比清國內地要慢1、20年的台灣,成果竟然超越清國其他各省。當時全清國的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鐵路隧道,第一個自辦的電力公司,第一條架設的電報線,都在台灣出現。

20200221-臺灣鐵路,為劉銘傳在臺灣清治時期任臺灣巡撫時所籌建。(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台灣鐵路由劉銘傳擔任巡撫時所籌建,是全清國的第一條鐵路。(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1895年台灣雖淪入日本的殖民統治,卻也因此避開了當時中國的動亂,透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間接吸收了近代產業文明。使得台灣社會與中國大陸的社會差距更大,以致終戰後,台灣雖歡迎國民政府,終因雙方落差太大、隔閡太深,1年4個月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我們從表面上看,二二八事件好像是族群間的衝突,但若再深入分析,其背後是一套海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社會,跟大陸文化社會之間的適應失調。

日治時代,台灣與中國的落差,已經被當時一些沒有種族偏見的中國知識份子看出來了。在這一節裡面,我們準備介紹幾則史料,可以從中想見兩岸的落差。從以下幾位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證,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都肯定當時台灣較諸中國大陸進步。

梁啟超的見證

中國近代著名的知識份子梁啟超,曾於1911年來過台灣。這位清末「戊戌變法」的要角,於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流亡日本。1911年,台灣的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邀請他來台訪問,梁啟超欣然同意。梁啟超之所以欣然應邀而來,其中主要目的是想藉機了解日人治台之方。他當時提出十大問題,想一窺其究竟,這十個問題是:

(一)、台灣隸我版圖二百年,歲入不過六十餘萬。自劉壯肅以後,乃漸加至三百餘萬。日人得之僅十餘年,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本年度預算且四千三百萬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則尚何貧之足為憂者?

(二)、台灣自六年以來,已不復受中央政府之補助金。此四千餘萬者,皆台灣本島之所自負擔也。島民負擔能力,何以能驟進至是?

(三)、台灣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補助數千萬金,又借入公債數千萬金。就財政系統言之,則台灣前此對於其母國,純然為一獨立之債務國,今則漸脫離此債務國之地位矣。此可謂利用外債之明效大驗也。吾國外債可否論,方喧於國中,吾茲行將於茲事,大有所研索。

(四)、台灣為特種之行政組織,蓋沿襲吾之行政制度,而運用之極其妙也。吾國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議,方嘵嘵未有所決,求之於彼,或可得師資一二。

(五)、吾國今後言殖產興業,要不能不以農政為始基。聞台灣農政之修,冠絕全球。且其農事習慣,多因我國。他山之石,宜莫良於斯。

(六)、台灣為我領土時,幣制紊亂,不可紀極。日人得之,初改為銀本位,未幾遂為金本位。其改之次第如何,過渡時代之狀態如何,改革後之影響如何,於我國今日幣制事業,必有所參考。

(七)、日本本國人移殖於台灣者,日漸繁榮。今日我國欲行內地殖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諸地,其可資取法者必多。

(八)、台灣之警察行政,聞與日本內地系統不同。不審亦有適用於我國者否。我國舊行之保甲法,聞台灣采之而卓著成效。欲觀其辦法如何。

(九)、台灣之阿片專賣事業,自翊為禁煙之一妙法,當有可供我研究者。

(十)、台灣前此舉行土地調查,備極周密。租稅之整理,其根本皆在於此。何以能行,而民不擾。又其所行之戶口調查,係適用最新技術,日人自誇為辦理極善。今者日本本國,將行國勢調查,即以為法,欲觀其實際詳情如何。

(引自黃得時,〈梁任公遊台灣〉,載《台灣文獻》十六卷三期,一九六五年九月)

梁啟超的問題,其中雖有小部分吐露「漢族中心主義」心態(如第七題),不過大抵可以得知梁啟超對於日本治台成績的肯定,也顯示出進入二十世紀之初的台灣,已超前對岸的中國社會。

*作者為台灣史學者,政論家。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二二八前後  中國知識人的見證》(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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