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復甸

儘管台灣停電連連，缺電已經是無須辯論的事實。歐盟雖然已經把核能定義為綠能，是無碳安全的能源。但是主張綠能的民進黨政府，仍然堅持廢核這塊神主牌。光電侵奪大量農業用地，廢棄的設施更是嚴重污染，又有不能全天發電的缺點。離岸風電變成了大家期待的出路。雖然離岸風電至今還沒有辦法商轉併聯。最近又冒出來國產化不足、投資外商出賣股權、疫情造成不可抗力履約遲延等之重大爭議。第三階段離岸風場開發評選，已是箭在弦上。離岸風電話題，又再度瘋狂發燒。

台灣近年對人權的努力是確實的，但是灌水、電擊嘴吧、生殖器這些令人髮指的刑求，在台灣竟然也是存在的。

台北市長選舉扯出有人用基金會「洗錢」。一時間對於基金會是否受到政府適當管理，是否成為逃漏稅的淵藪，成為熱烈討論話題。財產捐出即是社會財，不屬於捐助人。捐助人不再可以支配或是取回捐出的財產。

有人請我做辯護律師，我問「你怎麼找到我的?」答案經常是網路上看來的。也有人問我可不可以不找律師，自己出庭?律師到底辦演甚麼角色?沒有好律師會怎樣?

一位由檢察官轉任的律師在臉書上大嘆「同期檢方同學一個一個離開，院方同學卻很少聽到有人要離開，心甘情願夜夜埋首卷宗，莫非檢方環境日趨惡化，檢不聊生，惡化到既得利益者也要跳船？」有一個主任檢察官立刻回應「雖然環境不好，但我就是不能接受退下去做辯護人，為魔鬼代言，唉......」。「剛才跟同學聊到，想合組一個集合至少十位法官、檢察官的大型事務所，用力擦亮咱們院、檢招牌，進而在『訴訟』上，逐步抗衡所謂的三大事務所。」這兩人的對話很有意思，短短兩百個字卻凸顯出司法改革的部分核心問題。

為日勝生案，台北市長柯文哲講過一句「市政府請不起好律師，打不贏官司」引起眾多回響。果其然乎?仲裁人其實是當事人自選的，政府打不贏仲裁，問題不在仲裁人會偏私民間廠商。真的是政府受限於政府採購法，未能選擇最好的律師去爭取權益。若是我們不會以最低標方式找醫師為我們自己拔牙，那麼政府又如何相信用招標方式選任律師呢?以招標方式選任律師，無法找到又低價又能幹的律師。

頂新製油前董事長魏應充十月十八日晚間遭彰化地檢署聲押，在解送彰化地院時未上手銬，卻以外套遮掩，事後被抓包根本沒上銬，再度掀起「特權」的質疑聲浪。

從七月十四日台灣指標民調所作「台灣民心動態調查、立法與司法獨立」民意調查顯示，17.0%認為目前台灣司法能夠維護社會公平正義，69.1%表示否定，13.9%未明確表態。這種民調可以說人民已經對司法的信心到達崩盤的惡劣程度。

我國法院依法必須製作筆錄。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民事訴訟法第212條，法院書記官應作言詞辯論筆錄；第219條，關於言詞辯論所定程式之遵守，專以筆錄證之。刑事訴訟法第100條，被告對於犯罪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並其所陳述有利之事實與指出證明之方法，應於筆錄內記載明確。

早在希臘時代，亞理斯多得即將法律分為自然的(natural)與法訂的(legal)兩類。所謂「自然的法」，社會中謂具有共通性且普遍存在強制力的法律。法訂的法是指某些在效力上沒有差等，純粹因為法之訂定而產生規範的法律。因此，人們對自然的法的認定是沒有歧義的。直到近代，亞理斯多得對法律的分類依然被個各學者所接受。

中國人自古庭訓總是告誡子弟「是非只因多開口，禍害只為強出頭」。《論語》中更是成篇累牘地教人「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說「時而後言，人不厭其言。」總之，中國人怕事。不願意直言無隱。在政治上的發言，尤是極其謹慎。

世界法律制度如今大分為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早年涂懷瑩先生認為還有中華法系。若以現世的制度言，實在難謂有一個獨特的中華法系存在，但是以中國法制史的角度言，我國的法律制度確實不同於世界其他文明，自成一系。中華文化歷經三千年以上，中國傳統的法制定有其特殊，且有助於文明長久存在。有社會必有法律Ubi societas, ibi ius，這句法律系學生無不熟悉的拉丁法......

台灣近年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卸任總統趴趴走，搶鏡頭；執政官員賴皮怕事，逃責任；退役將領為中共國歌起立；檢察官洩漏偵查中得知筆錄，以偵查秘密搏版面創見報率，任意違法具體求刑；派出所員警任意接受訪問，洩漏警詢秘密；氣象局預報主任在自己臉書上，以公開職務上取得的圖片，大放獨家氣象預測；新聞記者利用報導以置入性行銷播商業廣告；報社以編務支援業務收取廣告費作偏袒報導；電視新聞台以行車紀錄器的交通事故，YouTube中的笑鬧片段充新聞；新聞媒體應當發覺社會事實，報導真相，針貶時局。怎有怠惰失職只知利用民間網路煽情爆料。電視名嘴捕風捉影，濫言批評；未見經法人登記的「檢改會」，也有資深檢察官自封發言人，大發議論。

拾荒老婦陳吳妙以拾荒維生，在一處空地撿拾雨鞋三雙及紙箱四只，未徵得告訴人施某同意，檢察官認為竊取他人財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法院認為被告態度尚佳，衡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竊取財物價值輕微，以其七十七歲高齡，且不識字之智識程度等情狀，判處拘役五天，得易科罰金。

審計部一百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司法院對於贓證物品管理系統功能未有效發揮，部分贓證物品置放庫房多年未妥適處理；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未落實執行扣押物沒收物控管作業，均涉有違失。追隨林鉅鋃委員調查，經立案102司調0050向司法院、法務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等調取相關卷宗，多次實地履勘，發現贓證物之管理真是司法界最不受重視的一環。

民國五十四年嘉義市護士謝夏疑似自殺身亡，檢察官偕同法醫王世宗開棺驗屍，在死者下體採證到50根陰毛，經鑑定其中一根究竟是否為診所醫師劉堂坤所有，王世宗與楊日松意見不同，案件真相兩極。後來還送往日本尋求複鑑。刑事鑑識運用自然科學知識對於證據資料予以認定、評估，卻不是有絕對標準答案的科學。著眼點不同、方法不同或是理論不同，都可能產生不同答案。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條規定，刑事訴訟法所稱的當事人，指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也就是說，在刑事案件裡，檢察官及被告地位相等，都是案件的當事人。但是在我國，因為檢察官作為公訴國家代表，擁有偵查行為的司法強制權，可以進行搜索、監聽、羈押、限制住居、限制出境、跟監，甚至還可高坐法台之上進行訊問。所以，雖然同是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可是擁有的武器卻不是對等的。為了要做到保護人權，使任何個人的基本人權不會受到非法的侵害，所以刑事訴訟法是憲法以下保護人權最重要的法律。刑事訴訟法中要求的當事人對等，但是在司法實務上卻不是這樣的。

馬總統在就任第一任總統就職時宣誓時說：「以後不再有非法監聽。」

大陸中共從十八大提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以來，已推動兩輪司法改革。在上月兩會又通過在這個領域動更大的手術，以解決現實存在的司法不公問題，實現公平正義。反觀台灣自民國八十八年開始，高調倡言司法革新，至今「三朝三暮，黃牛如故」。細察台灣司法之弊，在三不公。監察院在先前多次善言提請司法院注意。

去年四月監察院慶祝九十周年，舉辦了監察權實踐與展望學術研討會，邀約眾多學者及前屆委員共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