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勳辭去輝達執行長。有評論指出，這樁醜聞真正的份量不在桃色，而在監管俘獲——一個企業家獲得了接近總統與商務部長的私人通路，並用它遊說那些讓中國觸手可及地成為人工智慧主導力量的政策。作者還提醒，中國情報機構最擅長的不是竊密，而是影響力行動。
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11月8日在內部郵件中承認婚外情，11月12日辭去執行長與董事職務。美國網路媒體《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本週刊出博明（Matt Pottinger）與托賓（Liza Tobin）的評論《這是川普時代最嚴重的醜聞嗎？》，博明曾任川普第一任期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文章說，國會調查人員將追問，黃仁勳是否幫助被指為中國間諜的黃樂（Alice Huang）繞過出口管制，向中國的人工智慧公司供應高端晶片。作者認為，還有一條線不該被忽略：「這是一個赤裸裸的監管俘獲的故事：黃仁勳如何獲得了接近美國總統、商務部長及其他關鍵官員的私人而持續的通路，又如何利用它去遊說那些讓美國的頭號對手觸手可及的成為人工智慧主導力量的政策。」
文章指出，流向中國的算力並不只靠走私：美國也批准了對馬來西亞等國的銷售，中國公司在那裡的資料中心購買輝達晶片的遠程訪問權。據進步研究所（Institute for Progress）報告，這一方案到2027年底或佔中國人工智慧總算力三分之一。作者寫道：「這些晶片的供應是零和的：中國用掉的每一塊，都是美國或盟國的公司與政府用不上的。所謂『美國優先』，不過如此。」
商務部的角色：該收緊的時候在鬆手
作者說，商務部本可扭轉這個趨勢，「相反，由華爾街公司前執行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領導的商務部，拖延、阻撓並破壞了本部門官員限制中國取得晶片的努力」。三名前商務部官員告訴作者，他們因擬定保護美國國家安全的技術限制而被邊緣化或排擠出部門。文章說，國會還要問盧特尼克：兩年前上任時承諾收緊出口管制，此後為何反其道而行之？
間諜還是影響力行動：藏在明處的資產
作者認為，真正該分清的是間諜活動與影響力行動：「中國的情報機構尤其擅長後者，投入其中的資源遠遠超過西方情報機構。」兩者起手式相同，但目的一旦變成影響對方，「比如讓他出售受管制的技術，或者去遊說一位美國總統，技巧就會變形」，於是「參與影響力行動的情報資產往往深深嵌入目標的工作與私人生活，藏身明處——有時一藏就是好幾年」。
文章接著指出，自今年稍早Anthropic推出其Mythos人工智慧模型以來，習近平已把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推到中國人工智慧戰略的最前線。陳一新今年4月首次透露，關鍵技術的戰略競爭已被提升為國安部核心任務之一，與間諜活動和防範政權顛覆並列；他在《求是》撰文描述一場「反封鎖鬥爭」——所謂「封鎖」，文章說，就是美國的出口管制。
文章結尾說：「視國會查出什麼而定，輝達醜聞可能成為本屆政府最嚴重的醜聞。它不是給總統中飽私囊，也不是赦免已定罪的重犯。它遠為重大，因為它對美國的技術優勢與國家安全預示著最嚴重的後果。」
對台灣的兩面效應：生意來了，威脅也來了
台灣網路媒體《新頭殼》本週刊出洪浦釗的評論《從黃仁勳事件看中國突破美國晶片封鎖的戰略盤算》。文章認為，繞道取貨解決不了問題：「突破管制只能取得部分晶片，改變出口政策卻能從源頭擴大取得管道。」
作者據此推論，情報工作的落點不在技術本身：「外國情報機構透過人際關係接近企業高層，便有機會掌握政策資訊，間接影響政府決策。」他同時說明，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黃仁勳事件與出口政策之間有因果關係。
洪浦釗提醒，美國若放寬出口，台灣會同時收到兩種後果：「經濟上會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帶來商機，戰略上則加速中國軍事科技能力的提升」；「今天出口到中國的先進晶片，未來將成為威脅台灣安全的軍事科技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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