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由檢察官轉任的律師在臉書上大嘆「同期檢方同學一個一個離開，院方同學卻很少聽到有人要離開，心甘情願夜夜埋首卷宗，莫非檢方環境日趨惡化，檢不聊生，惡化到既得利益者也要跳船？」有一個主任檢察官立刻回應「雖然環境不好，但我就是不能接受退下去做辯護人，為魔鬼代言，唉 ......」。「剛才跟同學聊到，想合組一個集合至少十位法官、檢察官的大型事務所，用力擦亮咱們院、檢招牌，進而在『訴訟』上，逐步抗衡所謂的三大事務所。」這兩人的對話很有意思，短短兩百個字卻凸顯出司法改革的部分核心問題。
法官居中獨立審判
首先，我們看到法務部設立「司法官訓練所」，將司法官特考及格的候選人，不分未來是法官或檢察官集中在一起「訓練」。雖然目前已改名為「司法官學院」，但是訓練的方式與本質並未改變。尤其是以行政院下的組織，越廚代庖，為司法院訓練法關。法務部非但不覺得不妥，而且堅持非留在行政院不可，並舉法國也是如此，來對付監察院的質問。司法院當然覺得不妥，但卻不好意思對以前訓練所的「老同學」說不。因此，審檢分隸到今天也有三十五年了，但法官與檢察官訓練還是合一爐而冶之。
檢察官與被告都是刑事案件的當事人，法官才是居中公平的審判者，該是無可辯論的鐵律。可是我們的法庭卻把檢察官與法官綁在一起，霸凌被告；律師與被告歸為一類，是魔鬼的代言人。律師依法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當人權受到侵凌的時候跳出來為護人權，甚至被政府迫害關押的也是這些維權律師。身為主任檢察官卻公開指摘辯護人為魔鬼代言，心態可怖。
重視審檢工作環境
小時候常看長輩晚間常帶案卷回家中趕寫判決。如今雖然案件量已大減，但看到臉書上寫到「夜夜埋首卷宗」，猶心有戚戚焉。在法官法立法時，我曾力主加入輪休制度，如今雖成事實，甚至第九章專章規定法官之考察、進修。但是我的原意，並不是逼迫法官或檢察官去在職進修鑽研學位。而是希望他們普遍獲得合理的工作量，有輪休時間可以多了解社會，深入思考法理。但是，目前司法院與法務部仍然在挑選「優秀」同仁赴外國進修。在語文與出國壓力下，真正得到好處的法官並非多數。甚至在挑選過程中，尚有弊端之傳聞。
審檢辯不是利益共同體
法官與檢察官性質不同，立場不同，功能不同，本不該一起受訓。即使一起受訓，也不是利益共同體。對話中「合組一個集合至少十位法官、檢察官的大型事務所，用力擦亮咱們院、檢招牌」，要幹啥? 難道要標榜可走得進每一個法院? 這想法太可恥了。監察院曾經去函要求主管律師業務的法務部，管制由法官或檢察官轉任的律師，不得以廣告或名片聲稱曾任特定法院或檢察署。可是法務部卻滑頭得丟給律師公會「自律」。而律師公會在同儕壓力下回覆法務部，「尚無不妥」，以此結案。監察院也只有徒呼傅傅。
檢察官下不了台?
我國傳統法制不分審檢，清末革新法制，設大理院，才與法部劃清。但是民國之後，卻有意無意地存留審檢不分的現象。雖然民國六十九年已審檢分隸，檢察機關雖並不隸屬於法院，但名稱仍稱某某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在審檢分隸之後，檢察官依然與法官同起同坐於距離地板五十公分的法台之上。幾經人指責，民國七十八年迫不得已才修改法院組織法，在「法院內開庭時，在法庭實施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及依法執行職務之人、訴訟當事人與訴訟關係人，均應設置席位」之後，加上了「其席位布置，應依當事人平等之原則為之」。把法庭原有的兩階改為三階，檢察官從法台上拉下來，卻在地板上墊高了半層與辯護人相對，可是硬比被告高半階。但是在偵查庭上，卻依然高踞法台之上「訊問」被告。
刑事訴訟法第二條所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其實真是騙人的。我曾在第六屆立法委員任內，立意要落實審檢分隸與當事人對等，想把刑事訴訟法中檢察官之「訊問」改為「詢問」，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到檢察官的同意。直到我擔任立法委員最後一天，無法得到當時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支持，努力無效，宣佈失敗。但是終究在我不斷堅持下，檢察事務官「詢問」被告時，不再違法高踞法台之上代檢察官「訊問」被告。
可笑的是，如此重要的法律規範，竟得不到輿論注意。直到如今，大眾媒體還把「訊問」被告稱為「問訊」被告！真是阿彌陀佛！
桂裕教授生前常轉述一位英國知名法學教授的話：「我真想給法庭上的法官一包衛生紙，提醒他也是個有屎有尿的『凡人』！」假如我沒記錯該是憲法與國際私法權威教授戴西(Albert Venn Dicey, 1835 – 1922)。 其實每一位執行法律的人不都應該謹守本分，在「凡人」的警惕下，遵守制度，依據法律，在個自崗位上完成任務嗎? 執法者，可使直者曲，曲者直；黑者白，白者黑。審檢辯三者，不能守住法律人本份的，他就是「魔鬼」。 （相關報導： 李念祖專欄：司法改革從建立合格法官的正確想像做起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