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復甸觀點  

外來物種入侵，是近年各國注視的課題。第四屆監察委員任內曾對農政單位提出嚴重的警告，希望注意清除以免造成生態危害。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在民國一百零三年建置「臺灣外來入侵種資料庫」，整理了兩百多種外來入侵種。但是經歷委員換屆，政黨輪替，這個話題顯然沒有受到民進黨政府關注。魚虎、珍珠石斑、紅魔鬼、埃及聖鹮、綠鬣蜥、福壽螺等在台灣各地肆虐，因為刺眼矚目已成新聞。可是一些入侵的植物小花蔓澤蘭、銀膠菊、銀合歡以及含羞木，因為未必如此醒目，卻被大家所忽視。

正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歷史悠久的哈佛大學和北卡羅萊納大學招生計畫中、保障特定族裔就學權的「平權措施」違憲，引發美國社會熱議。在此同時，台灣開始對私立大學學生進行學費補貼，進一步切割公私立學生、貧富子弟的差距，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近年因警察執行職務造成傷害甚至死亡，成為重大新聞，立法院上周火速通過「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明定員警面臨犯嫌持有致命性武器或攻擊意圖等四種情況，若認為將危及自身生命身體安全，得使用槍械逕行射擊。兩周前更有警察將特戰退伍兵當作慣犯，弄得該民眾「全身逾百道傷痕」。

儘管台灣停電連連，缺電已經是無須辯論的事實。歐盟雖然已經把核能定義為綠能，是無碳安全的能源。但是主張綠能的民進黨政府，仍然堅持廢核這塊神主牌。光電侵奪大量農業用地，廢棄的設施更是嚴重污染，又有不能全天發電的缺點。離岸風電變成了大家期待的出路。雖然離岸風電至今還沒有辦法商轉併聯。最近又冒出來國產化不足、投資外商出賣股權、疫情造成不可抗力履約遲延等之重大爭議。第三階段離岸風場開發評選，已是箭在弦上。離岸風電話題，又再度瘋狂發燒。

去年四月監察院慶祝九十周年，舉辦了監察權實踐與展望學術研討會，邀約眾多學者及前屆委員共同討論。

早在希臘時代，亞理斯多得即將法律分為自然的(natural)與法訂的(legal)兩類。所謂「自然的法」，社會中謂具有共通性且普遍存在強制力的法律。法訂的法是指某些在效力上沒有差等，純粹因為法之訂定而產生規範的法律。因此，人們對自然的法的認定是沒有歧義的。直到近代，亞理斯多得對法律的分類依然被個各學者所接受。

十九世紀末葉帝國主義發動殖民戰爭，滿清政府與八國聯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感於領事裁判對國家主權侵凌尤甚，光緒皇帝下詔變法。沈家本和伍廷芳受命修律，「務期中外通行」。沈家本將「參考古今、博輯中外」「匯通中西」作為修律的指導方針。

台灣近年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卸任總統趴趴走，搶鏡頭；執政官員賴皮怕事，逃責任；退役將領為中共國歌起立；檢察官洩漏偵查中得知筆錄，以偵查秘密搏版面創見報率，任意違法具體求刑；派出所員警任意接受訪問，洩漏警詢秘密；氣象局預報主任在自己臉書上，以公開職務上取得的圖片，大放獨家氣象預測；新聞記者利用報導以置入性行銷播商業廣告；報社以編務支援業務收取廣告費作偏袒報導；電視新聞台以行車紀錄器的交通事故，YouTube中的笑鬧片段充新聞；新聞媒體應當發覺社會事實，報導真相，針貶時局。怎有怠惰失職只知利用民間網路煽情爆料。電視名嘴捕風捉影，濫言批評；未見經法人登記的「檢改會」，也有資深檢察官自封發言人，大發議論。

近日社會重新省思毒品防治的重要。常年來政府鴕鳥心態至今未改。毒品防治是社會上最黑暗的角落，一盞小燈能夠照亮嗎?

法律可以是達成社會控制的工具。十九世紀末的德國法學家耶林(RudolfvonJhering,1818–1892)就說過“LawasaMeanstoanEnd.”這句名言。耶林認為法律是藉國家強制力以保障社會生活條件之方式或工具。固然這種目的法學（Zweckjurisprudenz）可以不斷變換方式與內容，但是依法行政(ruleoflaw)本身卻也是法律不變的價值。

一位由檢察官轉任的律師在臉書上大嘆「同期檢方同學一個一個離開，院方同學卻很少聽到有人要離開，心甘情願夜夜埋首卷宗，莫非檢方環境日趨惡化，檢不聊生，惡化到既得利益者也要跳船？」有一個主任檢察官立刻回應「雖然環境不好，但我就是不能接受退下去做辯護人，為魔鬼代言，唉......」。「剛才跟同學聊到，想合組一個集合至少十位法官、檢察官的大型事務所，用力擦亮咱們院、檢招牌，進而在『訴訟』上，逐步抗衡所謂的三大事務所。」這兩人的對話很有意思，短短兩百個字卻凸顯出司法改革的部分核心問題。

中國人自古庭訓總是告誡子弟「是非只因多開口，禍害只為強出頭」。《論語》中更是成篇累牘地教人「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說「時而後言，人不厭其言。」總之，中國人怕事。不願意直言無隱。在政治上的發言，尤是極其謹慎。

大陸中共從十八大提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以來，已推動兩輪司法改革。在上月兩會又通過在這個領域動更大的手術，以解決現實存在的司法不公問題，實現公平正義。反觀台灣自民國八十八年開始，高調倡言司法革新，至今「三朝三暮，黃牛如故」。細察台灣司法之弊，在三不公。監察院在先前多次善言提請司法院注意。

為日勝生案，台北市長柯文哲講過一句「市政府請不起好律師，打不贏官司」引起眾多回響。果其然乎?仲裁人其實是當事人自選的，政府打不贏仲裁，問題不在仲裁人會偏私民間廠商。真的是政府受限於政府採購法，未能選擇最好的律師去爭取權益。若是我們不會以最低標方式找醫師為我們自己拔牙，那麼政府又如何相信用招標方式選任律師呢?以招標方式選任律師，無法找到又低價又能幹的律師。

傳統法學家主張刑期無刑，包括教育社會一般人不可犯罪，更在於犯罪人的教導矯正。監獄行刑法第一條明訂「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但是，現今的矯正署無論人員編制或是實際作為，都以「應報主義」的囚禁管理為目的。

有人請我做辯護律師，我問「你怎麼找到我的?」答案經常是網路上看來的。也有人問我可不可以不找律師，自己出庭?律師到底辦演甚麼角色?沒有好律師會怎樣?

司法程序中鑑價常是影響當事人利益的關鍵。民事程序中有抵押拍賣、共有物分割、強制執行、行政執行、公司重整、破產、資產重估、BOT鑑價等，刑事程序中更牽涉詐欺、背信、商業會計都牽涉鑑價，而目前法院的鑑價或是拍賣，經常低估價格，造成當事人財產損失，甚至在刑案之中造成冤獄。曾有民眾向監察院陳訴，民間資產管理公司涉以不當方式處理不良債權，損及台鳳公司及其股東權益。指陳法院承辦拍賣業務之書記官違法鑑低價格，從中圖利造成當事人損害。

民國五十四年嘉義市護士謝夏疑似自殺身亡，檢察官偕同法醫王世宗開棺驗屍，在死者下體採證到50根陰毛，經鑑定其中一根究竟是否為診所醫師劉堂坤所有，王世宗與楊日松意見不同，案件真相兩極。後來還送往日本尋求複鑑。刑事鑑識運用自然科學知識對於證據資料予以認定、評估，卻不是有絕對標準答案的科學。著眼點不同、方法不同或是理論不同，都可能產生不同答案。

審計部一百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司法院對於贓證物品管理系統功能未有效發揮，部分贓證物品置放庫房多年未妥適處理；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未落實執行扣押物沒收物控管作業，均涉有違失。追隨林鉅鋃委員調查，經立案102司調0050向司法院、法務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等調取相關卷宗，多次實地履勘，發現贓證物之管理真是司法界最不受重視的一環。

每當爛瘡爆出膿來，政府高層才表示震驚與痛心，總是一副無辜。監獄及看守所管理傳出弊端，行賄徇私，引發社會關注。監獄弊病叢生豈止今日，嚴重程度法務部長又豈能不知。監所問題何止一端?

拾荒老婦陳吳妙以拾荒維生，在一處空地撿拾雨鞋三雙及紙箱四只，未徵得告訴人施某同意，檢察官認為竊取他人財物，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法院認為被告態度尚佳，衡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竊取財物價值輕微，以其七十七歲高齡，且不識字之智識程度等情狀，判處拘役五天，得易科罰金。

台灣近年對人權的努力是確實的，但是灌水、電擊嘴吧、生殖器這些令人髮指的刑求，在台灣竟然也是存在的。

頂新製油前董事長魏應充十月十八日晚間遭彰化地檢署聲押，在解送彰化地院時未上手銬，卻以外套遮掩，事後被抓包根本沒上銬，再度掀起「特權」的質疑聲浪。

我國法院依法必須製作筆錄。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民事訴訟法第212條，法院書記官應作言詞辯論筆錄；第219條，關於言詞辯論所定程式之遵守，專以筆錄證之。刑事訴訟法第100條，被告對於犯罪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並其所陳述有利之事實與指出證明之方法，應於筆錄內記載明確。

馬英九先生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因特別費被檢舉貪污。經台北地方法院96矚重訴1號判決無罪。其中重要之理由為偵查筆錄之真實性。經證人吳麗汝於地院審理中當庭表示偵查筆錄與其當時所述意思不符，經當庭勘驗錄音，法院認為「偵查筆錄之記載，或係檢察官以假設性用語『理論上』提問提問，筆錄中問題及應答卻略而未顯，或僅是證人以口頭語方式所為『對』、『嗯』之言詞，而非針對問題回答，亦非為筆錄所記載之肯定答覆，甚至在實務上整理證人回答以為紀錄，亦未見如此差異，顯見該筆錄確有斷章取義之處，且有筆錄記載與實際問答不符之情，是筆錄記載與證人實際證述內容既有不符，彰顯前開偵查筆錄不具特信性，而有顯不可信情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反面解釋，上開部分之筆錄無證據能力，不能為證據，應以本院勘驗筆錄代之。」

林忠正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乙案，起於臺中地院檢察署檢察官在偵辦其他炒股案件時，獲悉林忠正涉嫌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身分介入關說與護航，並獲得不正利益；經長達一年多的監聽與跟監，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三十日正式展開大規模搜索，並傳喚林忠正等十三人到案說明；經漏夜偵訊後，認定林忠正及其私人秘書蘇俊卲、法律顧問崔梅蘭等人圖利情節明顯，聲請羈押。

馬總統在就任第一任總統就職時宣誓時說：「以後不再有非法監聽。」

八十八年召開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中，以將來訴訟制度改革為「金字塔型之訴訟制度」作為藍圖。構想中第二審改為事後審制，第三審改為法律審。最高法院將以上訴裁量權限制浮濫之第三審上訴，逐漸縮小案件量，最後將與大法官會議合併。當時最高法院法官採定量分案，以致積案未分的數量甚夥，司法院亟思迅速消化積案。九十六年七月四日遂將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一條條文原僅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修正該條文，增訂第二、三項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期未補提者，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台北市長選舉扯出有人用基金會「洗錢」。一時間對於基金會是否受到政府適當管理，是否成為逃漏稅的淵藪，成為熱烈討論話題。財產捐出即是社會財，不屬於捐助人。捐助人不再可以支配或是取回捐出的財產。

傳統戲劇中，包公審案總是要被告自白結文畫押。時至今日，在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的前提下，檢察官起訴或是法院判決，仍然經常是以被告自白作為主要判決依據。因此，自白取得的任意性與真實性就是保障被告權利重要的部分。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條規定，刑事訴訟法所稱的當事人，指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也就是說，在刑事案件裡，檢察官及被告地位相等，都是案件的當事人。但是在我國，因為檢察官作為公訴國家代表，擁有偵查行為的司法強制權，可以進行搜索、監聽、羈押、限制住居、限制出境、跟監，甚至還可高坐法台之上進行訊問。所以，雖然同是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可是擁有的武器卻不是對等的。為了要做到保護人權，使任何個人的基本人權不會受到非法的侵害，所以刑事訴訟法是憲法以下保護人權最重要的法律。刑事訴訟法中要求的當事人對等，但是在司法實務上卻不是這樣的。

高雄氣爆事件已逾二十四小時，至今一團迷霧。原因為何？是否還有危險？都未釐清。我們強烈懷疑在高雄市民提報異味，經採取空氣樣本，為何遲未提出檢驗報告，為何毫無疏散作為。究竟真相為何？責任在誰？

從七月十四日台灣指標民調所作「台灣民心動態調查、立法與司法獨立」民意調查顯示，17.0%認為目前台灣司法能夠維護社會公平正義，69.1%表示否定，13.9%未明確表態。這種民調可以說人民已經對司法的信心到達崩盤的惡劣程度。

我國古制將行政、監察、軍事三權並立。秦漢以降，稱御史大夫，設御史台或台院、殿院、察院。目的在「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蒙古入主中國，初無御史台，後因政事廢弛，非但設御史台「掌糾察百官善惡」之外，尙增加「察政治得失」的功能，連「生民休戚」也要糾察；明清之都察院，掌「正官風」、「劾官邪」、「正法紀」、「雪冤獄」、「恤黎民」、「肅邊政」、「便人民」，職掌範圍愈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