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觀點：緣起與新物質主義─走出一條關係性和過程性的社會科學路徑

退休之後的幾個月裡，我重新閱讀了許多當代思想家的作品，包括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Whitney Bauman、Jenna Supp-Montgomerie、Tim Ingold、Dipesh Chakrabarty、Gilles Deleuze 與 Donna Haraway 等人。雖然他們彼此之間的理論背景、學術領域與關懷方向並不完全相同，但我愈來愈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思想與我博士論文《空性、緣起與社會的構成─以佛教中觀的曲徑邁向一個關係－過程的社會學》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親和性。

這種親和性，並不只是概念上的巧合，而是來自一種共同的世界觀轉向：對現代西方形上學與社會科學基本預設的反思與超越。

長久以來，現代社會科學建立在主客二元、心物二分與實體本體論之上。人被視為理性的認識主體，世界則被理解為等待人類觀察、測量與控制的客體。自然被視為沒有生命的物質，人類則成為唯一具有主體性與意義賦予能力的存在者。在這種框架中，知識意味著一種抽離世界的觀看：研究者必須站在世界之外，以客觀、中立的方式分析世界。

然而，這樣的世界觀其實深深忽略了人與世界之間本來就存在的交織糾纏（entanglement）。

無論是佛教中觀的「緣起性空」，還是 Tim Ingold 的 meshwork、Haraway 的 sympoiesis、Bauman 的 planetary ethics，乃至 Deleuze 的 becoming，都共同指出：世界並不是由一個個彼此孤立的實體所構成，而是由無數關係、流動、生成與相互滲透所形成的生命場域。

佛教中觀所說的「空」，並不是虛無，而是指一切法皆無固定自性。任何存在都不是獨立、自足地存在，而是在無數因緣條件交織之下暫時生成。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這句話揭示了一種徹底的關係性存在論。存在不是一個封閉的實體，而是關係中的生成；不是固定完成之物，而是不斷流動與變化的過程。因此，「人」並不是獨立於世界之外的主體，而是與世界共同生成的存在。山川、大地、氣候、動植物、微生物、機器與技術，都並非外在於人的客體，而是與人彼此纏繞、共同形成世界的力量。

這種觀點與 Tim Ingold 的 meshwork 有著高度的呼應。

Ingold 批判現代社會科學慣於以「network（網絡）」理解世界。因為 network 仍然預設：先有彼此獨立的節點，再透過關係加以連接。然而在 Ingold 看來，世界其實是由「線」所交織而成。人的行走、河流的流動、風的吹拂、菌絲體的蔓延、語言的聲流與技藝的勞動，皆是在時間中不斷延展的生命軌跡。生命不是物，而是線；不是靜態存在，而是 ongoing becoming。

因此，世界並不是 object-world，而是一個 living world，一個活生生的生成世界。 （相關報導： 周平觀點：阿提米絲的回望─從全球化凝視到行星性責任 ｜ 更多文章 ）

這種思想同時也與 Haraway 所說的 sympoiesis 有深刻關聯。Haraway 認為，生命並不是由孤立個體所構成，而是一種「共同生成」（making-with）的過程。不存在真正獨立的存在者，所有生命都在彼此依存與共同形成中存在。人類與狗、細菌、真菌、科技、氣候與機器，共同構成了今日的世界。我們不是世界的主人，而只是共生網絡中的一部分。

相較於現代人類中心主義，Haraway 的思想強調 more-than-human 的維度。她提醒我們：世界並不只是「人的世界」，而是多物種、多存在者共同生成的行星世界。

而 Whitney Bauman 則從宗教、生態與行星倫理的角度，進一步推動這種關係性世界觀。他特別強調 immanence（內在性）而非 transcendence（超越性）。在傳統宗教與西方形上學中，意義與真理往往被放置於世界之外的超越領域；但 Bauman 認為，生命與倫理的意義其實就在世界內部的關係之中生成。我們不需要尋求一個外在於世界的終極根源，而應學會在這個彼此交織、共同生成的行星生命網絡中重新理解自身。

這也使他與新唯物論（new materialism）產生連結。

新唯物論批判傳統唯物論將物質視為被動、靜止、等待人類使用的對象。相反地，新唯物論強調物質本身具有活性（vitality）與能動性（agency）。Jane Bennett 在《Vibrant Matter》中便提出「活力物質」的概念，指出物並非死寂的存在，而是會影響、回應並共同參與世界生成的力量。Karen Barad 則提出 agential realism，認為世界並非由預先存在的主體與客體所構成，而是在彼此的 intra-action 中共同浮現。

這些思想都共同瓦解了近代以來主體／客體、人類／自然、精神／物質的二元結構。

從這個角度來看，知識也不再只是對客體世界的再現，而是一種在世界中的參與與回應。研究者並非站在世界之外的旁觀者，而是始終已經身處世界之中。我們透過身體、感知、實踐與他者相遇，並在過程中與世界共同形成。知識因此不是抽象理性的掌握，而是一種 correspondence，一種與世界共同呼吸、共同變化的存在方式。

這種認識論同時帶來倫理學上的深刻轉向。

若世界本來就是關係性的、生成性的，那麼倫理便不再只是獨立主體對外在他者的責任，而是源於彼此共生的存在事實。我們與他者並非彼此分離，而是共同存在於同一生命流動之中。於是，對他者的責任不再只是道德義務，而是一種存在論上的回應。

這裡，Spivak 所強調的對「不可完全認識之他者」的尊重，便顯得極為重要。她提醒我們，任何知識都無法徹底掌握他者。我們必須對他者保持一種 epistemological humility（認識論上的謙遜）。這種態度與佛教所說的「無我」其實具有深刻共鳴。因為當我們放下將世界完全對象化與掌控的欲望時，我們才可能真正聆聽世界、感受世界，並與世界建立更深的連結。

因此，關係－過程的社會學並不只是理論上的修正，而是一種世界觀的轉變。

在這樣的視野中，「社會」不再只是由人類行動者所構成的封閉系統，而是由人類、動物、植物、微生物、氣候、技術、情感、物質與歷史共同交織而成的動態生成場域。社會學也不再只是分析結構與制度，而應重新思考生命如何彼此纏繞、共同生成。

這樣的社會學，將更具有關係性、過程性與行星性。

它不再把世界視為可被完全掌握與控制的對象，而是理解我們始終已經置身於世界流動之中。我們不是世界之外的觀察者，而是世界中的一條線、一段呼吸、一個不斷生成的存在。

而當我們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們或許也將重新學會：如何對世界保持 astonishment：一種對存在本身的驚奇、敬畏與愛。 （相關報導： 周平觀點：阿提米絲的回望─從全球化凝視到行星性責任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高教工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