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李忠謙專欄：哲學巨擘的未竟之夢—哈伯瑪斯訃聞折射出的焦慮與鄉愁

哈伯瑪斯過世了。

這個消息對學界而言，當然是一則讓人震驚的悲報，但是要如何讓學界以外的閱聽人理解這則消息的重量，如何介紹這個影響力橫跨20世紀中葉至21世紀前25年的重要思想家與批判者，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若是在訃聞中光顧著堆疊難以消化的哲學概念、為哈伯瑪斯添上更多世人不關心也不理解的桂冠，這種做法恐怕就像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只是爬上石頭大喊『上帝已死』，市場裡的人們不可能也沒必要當回事。當我們將目光從哈伯瑪斯這位老先生的身上移開，轉向這幾天德語世界、英語世界、華語世界的哈伯瑪斯訃聞，或許能得出一些有趣的線索，從而理解哈伯瑪斯、理解他所處的時代、也更理解我們現下所面對的挑戰。

根據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發布的公告，高齡96歲的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於2026年3月14日在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貝格（Starnberg）與世長辭。做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掌門人、20世紀後半葉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離去自然在全球媒體激起了陣陣漣漪。然而，細讀不同語境下的訃聞，我們彷彿看見了三個截然不同的哈伯瑪斯；各國媒體在為他蓋棺論定時，其實更多地是投射了自身社會的焦慮、歷史包袱與未竟的政治想望。

德語世界告別聯邦德國國師

在《時代週報》（Die Zeit）、《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等德語世界的媒體訃聞中，哈伯瑪斯幾乎被等同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化身。如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黃哲翰在《轉角國際》所說，德國媒體對哈伯瑪斯的悼念，更多是標舉他與「聯邦德國」之間的深長關係；德國公視第一台（ARD）的訃聞形容哈伯瑪斯是「聯邦德國的批判性伴行者」，德國《時代週報》的訃聞則直言：「若說有誰能體現老聯邦德國的精神面貌，那就是他了。」

《法蘭克福廣訊報》（FAZ）的奧利弗·韋伯（Oliver Weber）在訃聞中稱哈伯瑪斯為「一個時代的人物」（Der Mann einer Epoche），讚揚他擁有「巨大的論戰天賦」，總能精準捕捉德國大眾政治潛意識未說出口的盲點；《明鏡週刊》（Der Spiegel）在悼文中說哈伯瑪斯是1945年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德國思想家，更感嘆「沒有人像他一樣如此理解聯邦共和國」；甚至連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都親自發表悼詞，稱他宛如「怒海中的燈塔」，德國與歐洲失去了一位最偉大的思想家。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上任兩個月，哈伯瑪斯與法蘭西斯福山都說「美國已不可信」 ｜ 更多文章 ）

在《法蘭克福廣訊報》與《南德日報》等訃聞中反覆出現的核心元素，是「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出生於1929年的哈伯瑪斯，經歷過納粹統治，二戰末期甚至加入希特勒青年團、擔任防空砲助手（Flakhelfer）。這段歷史陰影讓他終生對任何形式的極右翼復辟保持極高的警惕，自然也成了他與戰後德國都必須克服的過去。

德國媒體的訃聞特別強調他在1980年代「歷史學家之爭」（Historikerstreit）中的領軍地位。當時，以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為首的保守派歷史學家試圖將納粹的暴行相對化，聲稱這只是對布爾什維克暴力的反應；哈伯瑪斯對此發起猛烈抨擊，堅決捍衛大屠殺的「歷史唯一性」，主張德國的民主認同必須建立在對這段罪責的清醒承擔之上。對德國媒體而言，哈伯瑪斯扮演了戰後道德良知的某種防腐劑。

然而當德語媒體訃聞在緬懷這位「國師」時，往往有意無意地掩蓋了他在晚年與現實輿論之間的摩擦與脫節。將哈伯瑪斯捧上神壇的同時，忽略了他在世時的幾次時事評論，其實引發了極大反彈。就算遠的不提，光是2022年烏克蘭遭到俄羅斯全面侵略時，哈伯瑪斯支持時任總理蕭爾茲（Olaf Scholz）不願提供烏克蘭重型武器的謹慎態度，甚至主張與普京談判和解，就讓他遭到挺烏派的猛烈砲轟，被指責為「夢遊」與「綏靖主義」。

此外，在2023年以色列與哈瑪斯的加薩衝突中，哈伯瑪斯簽署了「團結原則」聲明（Grundsätze der Solidarität），以德國對猶太人的歷史罪責為由，堅定為以色列的軍事報復辯護，認為是「原則正當」的舉動。這不僅惹惱了左翼學者，也引發了法蘭克福學派後繼者的公開連署反對。德語世界的訃聞過度吹捧了他作為「全民共識」、「聯邦德國精神」的崇高地位，卻淡化了他在晚年面對複雜地緣政治時，與當代思潮背道而馳的窘境。

英語世界的悼念：對抗後現代的啟蒙衛士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英語媒體，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與美國《雅各賓》（Jacobin）的訃聞中看到了另一個版本的哈伯瑪斯：一位手持理性長劍，在後現代主義的廢墟中孤軍奮戰的啟蒙騎士。《衛報》在訃聞中將哈伯瑪斯描繪為「捍衛人道啟蒙價值的哲學家」；斯佩爾曼學院（Spelman College）助理教授麥特·麥克馬納斯（Matt McManus）在左翼雜誌《雅各賓》的悼文中，則稱讚他是左翼不可或缺的思想家，其畢生志業在於對抗各種形式的非理性。

在英語媒體的訃聞中，最常被提及的哲學概念可能是「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與「現代性作為一項未竟的計畫」（Modernity as an unfinished project）。簡單說，「公共領域」就是哈伯瑪斯觀察18世紀英國的咖啡館與沙龍所提出的一種理想空間：在這裡，人們可以暫時放下階級、財富與權力的差異，單純地用「更好的論點」（the force of the better argument）來說服彼此，從而形成監督政府的公共意見。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上任兩個月，哈伯瑪斯與法蘭西斯福山都說「美國已不可信」 ｜ 更多文章 ）

面對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與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法國後現代思想家不斷解構「理性」、認為理性只是權力的遮羞布時，哈伯瑪斯則堅決反對這種虛無主義。他認為啟蒙運動以來被高舉的理性與現代性並沒有徹底失敗，而是一項「未完成的計畫」；要是我們借重「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在免於壓迫的理想對話情境中好好說話，人類社會依然有希望達成共識並走向解放。

然而在《Engelsberg Ideas》刊出的訃聞中，英國政治思想史家法布里（Ioannes Chountis de Fabbri）點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哈伯瑪斯所緬懷的那個脫胎自咖啡館的公共領域，從一開始就是排他的——它建立在有產階級、受過古典教育的白人男性基礎之上。他特別引用美國哲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的論述，指出這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具有虛幻性與排他性。

麥特·麥克馬納斯在《雅各賓》的訃聞中則直言，哈伯瑪斯那種四平八穩、依賴繁瑣法律程序與理性商談的理論（無論是《溝通行動理論》或者《事實與效力》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長篇大論），根本無力抵禦當代極右翼那種訴諸神話、血統與階級優越感的狂熱激情。英語媒體在讚頌哈伯瑪斯對抗後現代的英勇時，卻無法解釋哈伯瑪斯預設大家都能「坐下來講理」的理論，在他生前為何沒能抵擋川普主義與演算法的種種負面衝擊。

華語世界的迴響：假裝熟識的民主鄉愁

當訃聞的視角轉向華語媒體，哈伯瑪斯的形象又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在這裡，他成了一面折射出在地政治轉型與社會焦慮的鏡子：有提及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是「審議民主」的重要基礎，為現代民主提供了正當性框架；有認為自1980年代以來，哈伯瑪斯的思想為台灣知識分子思考民主轉型提供了深遠的啟發。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童世駿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曾回憶，哈伯瑪斯在2001年訪華是學界盛事，他的理論也成為當時自由派與新左派論戰的「催化劑」，提供了探討中國自身問題的思想資源。

華語世界的訃聞屢屢提及「審議民主」、「公共領域」與「正當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等概念，強調這些理論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影子，彷彿哈伯瑪斯就是那個在解嚴前後，牽著台灣的手走出威權泥淖的民主導師。但事實上，哈伯瑪斯的著作相對小眾且艱澀，哈伯瑪斯更不是西洋政治思想史等基礎課程的常見內容。

當然，在選修課、研究所、或者談審議民主、批判理論、歐陸民主或歐陸社會理論的課程，我們還是會見到哈老，但這也代表哈伯瑪斯恐怕不像是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孟德斯鳩（Montesquieu），乃至於彌爾（John Stuart Mill）、道爾（Robert Dahl）、羅爾斯（John Rawls）那樣，讓台灣的每個政治系學生都能信手捻來，要說台灣民主運動乃至民主化進程受到他多少啟發，恐怕只是過譽。

尤其哈伯瑪斯強調非強制性、平等對話與說理的「溝通理性」，在台灣當年街頭狂飆、衝撞體制的民主運動中，並非常見的行動策略。更讓人感到諷刺的是，儘管華文媒體與學者紛紛將1981年出版的《溝通行動理論》列為哈伯瑪斯的扛鼎之作，但這部龐大而艱澀的巨著，至今在台灣仍沒有完整的繁中全譯本可讓大眾親近，聯經、桂冠、先覺、允晨雖然陸續出了些哈老的著作，但幾乎也都絕版，連二手書市也不易覓得。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上任兩個月，哈伯瑪斯與法蘭西斯福山都說「美國已不可信」 ｜ 更多文章 ）

當我們在媒體訃聞裡悼念哈伯瑪斯，稱頌他的公共領域與溝通理性、吹捧他對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地位，但台灣的民主化之路，恐怕更多奠基於街頭抗爭、選票計算與利益妥協，溫文儒雅的「理想言說情境」，也從來沒有在台灣的政治文化獲得重視與實踐。華語媒體對哈伯瑪斯的哀悼，與其說是在懷念這位德國老哲學家，不如說是在哀悼自己心目中從未真正實現過、卻已經提前破滅的烏托邦民主夢。

在演算法與AI當道的時代，我們向什麼告別？

上帝死了，讓尼采提出超人的概念、開展了永劫回歸與命運之愛，更啟發了20世紀的後現代思潮。那麼當被推崇為「啟蒙理性最後辯護人」的哈伯瑪斯死了，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與告別呢？約莫在哈伯瑪斯離世的同一時間，名為OpenClaw的AI智能體正席捲網路，AI與演算法也仍在繼續滲透影響我們生活的每個角略。哈伯瑪斯一生都在捍衛「開放」（Öffentlichkeit）的公共領域，但我們人人都在上頭言說與生活的網際網路，其開放性如今卻被AI與演算法所劫持。

哈伯瑪斯晚年曾悲觀地診斷，網際網路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為了經濟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所服務的媒介革命。社群平台非但沒有促成更廣泛的理性溝通，反而將公共領域撕裂成無數個極化的同溫層。當每個人都被演算法餵養著不同的「平行宇宙」，連「基本事實」都無法達成共識時，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就失去了運作的前提。這也是他所警告的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公共空間被少數科技寡頭與資本權力再次壟斷，大眾重新退化為被動的消費者與被操縱的流量韭菜。

當哈伯瑪斯離開了這個時代，或許我們也跟上個世紀「相信理性對話終能戰勝一切」的樂觀主義告別，那個相信只要設立好公平的制度框架、只要人們願意坐下來談，社會就能不斷進步的黃金歲月已然逝去。我們正在經歷的，恐怕是一個由深偽技術、認知作戰、極端民粹、AI代理人與智能體所主導的黑暗森林。

誠如哈伯瑪斯因為先天唇顎裂的溝通障礙，積極反思所體悟到的某種「真理」：「人類的相互理解，是一項脆弱的社會成就，而非理所當然的生理本能」；在今天這個動輒貼標籤出征、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盛行的網路時代，好好跟異見者說話，已經成了一種幾乎失傳的古典技藝。哈伯瑪斯當然不是提供終極解答的先知，而更像一個高舉理性、對話與思辨，試圖修補社會裂痕的泥瓦匠。就算哈老的理論有菁英主義的盲點，就算他晚年在地緣政治的表態中顯得左支右絀，但他那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淑世精神，依然令人動容。

如同哈伯瑪斯生前接受訪問所說的：「如果說我還保留著任何一點烏托邦想法的話，肯定就是民主及其最佳形式的公共論辯，能夠解決那些無法解決的問題。我並不是說我們會成功，我們甚至不知道成功是否可能」、「​我認為，無論是想讓這個世界哪怕只是變好一點點，還是出一份力去抵擋不斷出現的倒退威脅，都非常值得敬佩。」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川普上任兩個月，哈伯瑪斯與法蘭西斯福山都說「美國已不可信」 ｜ 更多文章 ）

在這個喧囂嘈雜又難以溝通的川普時代，一個曾熱情擁抱理性、努力實踐對話與思辨的老哲學家離開了。他在天上或許又可以跟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盧曼（Niklas Luhmann）、羅爾斯（John Rawls）等人繼續對話，只可惜在這個世界，在他看來那個「未能完成的」現代性計畫，最後依舊沒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