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政府頻頻釋出「核電可評估重啟」訊號，社會輿論也迅速聚焦核二、核三是否能「快速重啟」。然而，攸關國家安全的能源政策不能被簡化為「講一句話就能重啟」的政治口號。清華大學教授葉宗洸近日提出的核電重啟論述，從法規程序、燃料供應到核廢技術，皆與國際現況存在明顯落差，反映的是另一種更深的問題：我們正在以「想像中的核電」討論國家能源政策。茲論述如下：
一、核安審查不是拖延，而是避免重蹈福島核災的制度底線
葉宗洸指稱美國核管會(NRC)延役審查「18個月就完成」，暗示台灣審查過慢。然而，這個說法忽略了最關鍵的事實：18個月只是「文件技術審查」的理想時程，不含補件、現場調查、設備查核、公開聽證、環評等完整法定程序。美國實際延役時程普遍落在3～5年以上，且前提是反應爐仍然持續運轉，維修紀錄、老化數據完整且可驗證。
反觀台灣：核二已停機多年、紀錄不連續；核三雖剛停機，但過去的歲修僅針對「原設計使用年限」檢查，不能視為延役所需的「剩餘使用年限風險評估」。在這種狀態下要求加速審查，等同要求主管機關「在資料不足下背書安全」。這既不是科學，也不是負責任的能源治理，而是把制度推向風險邊緣。
二、核燃料供應並非行政問題，而是全球結構性緊縮
葉宗洸聲稱核三燃料合約「還有幾年」，因此核電重啟只要趕快訂購，並不存在燃料問題。但台電公開資料已多次說明：西屋燃料合約剩餘效期極短，依現況而言，台灣恐將被排除在既有交貨序列之外。烏俄戰爭後，美國、歐洲、日本紛紛增加庫存，全球供應鏈出現明顯瓶頸，交貨期普遍拉長至3～5年。
核二的情況更嚴峻：原採購合約已失效，如今若重新排隊，勢必墜入各國搶購潮的後端。這些不是行政怠惰，而是國際市場的結構性現實。若不正視核燃料瓶頸，再多的政治喊話都將化為空談。核電重啟不是「按下開關就能發電」，沒有燃料，任何核電廠都只是大型鋼筋混凝土建築。
三、第四代反應爐不是核廢料解方，而是仍在試驗的未成熟構想
葉宗洸提出以第四代快中子反應爐處理核廢料，彷彿只要技術升級就能一勞永逸。然而，國際現況完全不是如此：目前沒有任何商轉中的快中子反應爐具備「大規模處理核廢」能力；中國CFR-600仍在試運轉，安全性、運轉紀錄尚未建立；美國、法國等國因安全、成本與材料問題多年停滯；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亦多次警示第四代技術仍處中長期研發階段，短期內不具商業可行性。
簡言之，把「仍在測試中的技術」當作能處理「現有核廢」的政策選項，只會模糊焦點：處理既有低階、高階放射性廢棄物的責任，仍然需要最終處置場，而不是空泛的未來科技。
四、民意不能被片面引用，核三公投不是「74%支持」
葉宗洸主張「74%贊成核三重啟」，但這個數字乃是從「有效票比例」切割而來，而非公投制度的合法認定。公投未達25%通過門檻即屬否決，這是制度設計，也是民意事實。核能議題長期具有高度分歧，用片段數字包裝成「全民共識」是一種政治操作，而不是民意判斷。
事實上，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準備好用制度承擔核電重啟的風險?核電重啟並非不能討論，但必須回答四個具體問題：
1.安全審查要不要完整做? 還是允許縮減程序?
2.設備紀錄如何補齊?尤其是停機多年後的老化評估如何重建?
3.核燃料供應如何確保?有沒有制度性保障，而非「希望」交貨?
4.核廢料處置的現實路徑是什麼?是否願意面對核廢處置場的政治成本?
如果上述問題沒有確切答案，任何「快速重啟」的論述，都只是把不確定性包裝成必然，把制度風險轉嫁給下一代。
台灣正處於戰爭風險提升、極端氣候加劇與能源轉型陣痛的結構性壓力下，越是在這種時刻，政策越需要回到專業評估、程序正義與科學事實，而不是依賴想像中的核電救世主模型。能源安全不能以口號推動，也不能以忽略風險作為前提。真正的穩健，是承認限制、逐步改善，而不是在制度脆弱時冒進。因此，只有建立在事實與科學上的能源策略，才能讓台灣在未來二十年真正安全且有韌性。 （相關報導： 林仁斌觀點：核電重啟三原則若無制度標準，終將停留在政治宣示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