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0日，國際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馬若德）與世長辭，享年88歲。身後留下遺孀芮泰來（Dalena Wright）以及兒子羅里（Rory MacFarquhar）、女兒拉里薩（Larissa MacFarquhar）和兩個孫輩。
麥克法夸爾教授生前是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萊勞伊·B·威廉士講座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具有豐富的研究及教學經歷，包括歷任：哥倫比亞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研究院、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和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員。
讀懂文革的哈佛「中國通」
1960年，麥克法夸爾教授參與創建了《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並任創始編輯，迄今該刊早已成為國際一流學術刊物，研究當代中國的不可或缺的平台。
麥克法夸爾教授對當代中國持之以恆的興趣成為他學術生涯的中心，而使他脫穎而出成為一代學人翹楚的，是他一貫堅持的用釐清高層政治的脈絡來揭示當代中國社會的研究方法。
1974年麥氏發表英文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時，文革尚未結束，中國大陸尚在全民性的動蕩之中，他已將1966年開始的文革災難的起源回溯到動蕩的1956年。而當時他所依靠的所有關於中國的材料，主要來自於官方媒體。
堅持不懈地記錄高層政治的蛛絲馬跡，憑借其深刻的洞察力去釐清脈絡，麥氏觀察到中共領袖毛澤東獨有的在和平時期「繼續革命」的思想，幾乎不被所有的前期革命同僚所真心擁護，是毛征服每一個同僚逼迫其服從的過程，最終導致一場巨大的全民性悲劇。
為此麥克法夸爾教授奠定了毛澤東時代研究的基礎，在這一領域達到了前無古人，甚至後無來者的深度和廣度。他花了三十年時間完成的宏篇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在歷史著作中，堪稱當代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麥克法夸爾教授給自己起過一個中文名，叫馬若德。1980年代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在中國大陸被翻譯出版時，譯者及出版方並沒有事先與之溝通，著作署名「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該書發行幾十萬冊的巨大成功，使中國人記住了「麥克法夸爾」之名，而非「馬若德」。
麥克法夸爾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學者，也是一位好的老師。哈佛大學本科生在選學麥氏的文化大革命課程時，被要求在課堂上齊聲竭力高呼「毛主席萬歲！」。這些美國學生中的許多人都畢生記得這段經歷，這讓他們親身感受到群情激奮的場面是如何影響到自身情緒的。
十年忘年交 2008年秋，我腋下夾著一本尚未出版的趙紫陽錄音手稿，計劃在「六四」20週年之際出版，麥克法夸爾教授是最好的將為該書內容介紹給英文讀者的人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圖書館館長南希（Nancy Hearst）在把我介紹給他之前便警告我道： 「他的做派會讓不了解他的人望而生畏，不要介意，這只是他的外表。」
當南希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時，他已站在辦公桌前。我還沒來得及拿出準備的材料，他便突然開口「為什麼選我來寫這個？」看來南希是對的，他開門見山，一語中的，一點客套都沒有，「有很多學者比我更了解細節，黎安友（Andrew Nathan）參與了《天安門文件》的研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對中國改革年代的每一個細節都了如指掌……都比我了解得多。」
我向他表明了原因：「我相信，一個對文化大革命有深刻理解的人，最有可能真正地理解在中共體制下推動改革的趙紫陽。」
他停頓了一下，說：「在我的印象裏，趙紫陽只是一個鄧小平的幫手。這個做標題倒是蠻好：《趙紫陽——鄧小平的小兵》」，聽了這話，我的有點難耐不住，心一沉覺得此人先入為主到了極點了。
「但如果我能看到相反的證據，我很樂意改變主意。」他最後說道。充滿了疑慮和不安，最終我臨走時還是把手稿留給了他。
幾個月後，我把教授的序言翻譯成中文，拿給趙紫陽的一個兒子看。令我始料不及的是，麥氏那篇措辭冷靜精準的文字卻讓他情不自禁地淚如泉湧。但我能夠了解，多少讒言、偏見、誤解，以及被從歷史上抹去之後，最終竟有人真正理解了他的父親。
趙紫陽《改革歷程》的成功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麥克法夸爾教授的序言，但對這位教授來說，這只是他本已光輝奪目的職業生涯的一個註腳而已。
1930年12月2日，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出生於拉合爾（Lahore），當時屬於英屬印度（現在巴基斯坦境內）。其父蘇格蘭人亞歷山大·麥克法夸爾爵士（Sir Alexander MacFarquhar）是英統時期的行政官員，其爵士（Sir）的頭銜，是通過辛勤工作的得到的嘉獎，既不屬貴族階層，更不能傳給下一代。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並非中文界廣泛傳說的「出身於貴族家庭」。
在英屬印度的童年給了他終生難忘的印象，他學了一口流利的印地語，正統的教育竟然給了他流行英國上流社會的口音。以至於他到愛丁堡費蒂斯公學（Fettes College）上學時，給人頗佳印象，老師稱他是個具有「優雅口音」的聰明小伙子。
1953年，他從牛津大學基布爾學院（Keble College）畢業，獲哲學、政治和經濟學學士學位。1955年，他獲得哈佛大學遠東地區研究碩士學位。
記者是他的第一份職業。1955年至1961年，他為英國《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和《星期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撰稿。1963年至1965年，他是BBC的《全景》（Panorama）欄目的記者。
麥氏的非貴族出身，同他一生奉行的政治觀點是一致的：中間偏左，主要接近工黨。1965年後，他試圖從政，但成就不大。在1966年和1968年兩次競選議會席位失利後，麥克法夸爾在1974年的大選中，終於為工黨贏得了代表貝爾珀（Belper）選區的議員席位。但1979年，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領導的保守黨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使他的政治生涯幾近終結。1983年，麥氏再次競選失敗。
「作為沒有祖傳財富的工黨議員，如果你輸了，只有去找份工作，很多人都去教書。」他曾半開玩笑地談到自己如何最終走入學術界。事實上，歷史中從來不乏渴望從政，卻從未得到機會的人，其中不乏思想偉人：孔子、馬基維利（Machiavelli）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得以開始他構建理論、記錄歷史和從事教學，與人們分享政治深刻洞見的學術生涯。
去年夏天，我們夫妻倆一同去他位於新罕布什爾州的家中拜訪，不想成為同麥克法夸爾所見的最後一面。
麥氏在新罕布什爾州房子被花園環繞，花園是他已故的太太艾米麗（Emily）親手設計，由現在的太太芮泰來（Dalena Wright）繼續打理。一個寬敞通風的客廳，木地板則吱吱作響。一個由糧倉改建的私人圖書館令人印象深刻，即使如此，每個房間依然可以找到書。一座掛鐘報時的聲音模擬倫敦的大本鐘。這是麥克法夸爾家族的聖地。
早上，我從客房走下來，走進新裝修的廚房時，麥克法夸爾已經在準備早餐了。
看著他慢吞吞地、不停地攪著炒雞蛋，不斷地往裡加奶油，他稱這是法式炒蛋，談話又重回前一天晚上的話題——1956年的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我們都同意這個報告標誌著全球共產運動衰落的開始，但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赫魯曉夫糾正斯大林的錯誤不是做了件好事嗎？」我問。
「稍等一下，還要點奶油。」麥氏從身後的大冰箱裏拿出奶油，又回來繼續慢吞吞地攪拌。
「嗯，有意思！」他隨意的言談之間，寥寥數語揭示了列寧主義國家體制的本質：國家的力量，大多來自於對領袖人物的絶對忠誠，也就是領袖調動一切社會資源的能力。
我從台面上的一堆空酒瓶中，拿起一個標籤上寫著「Pétrus 1961」的空酒瓶，問道：「在你教過的所有學生中，誰是你最喜歡的？」
「就算我有，我也不會告訴你！」他笑了，「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關於那瓶酒的故事。」
「當艾米麗去世後，我突然意識到生命是多麼短暫。我把孩子們一個個叫過來，大家一起把我收藏的所有最好的酒，都打開喝掉。只有活的時候才能享受生活。這瓶酒（他指了指我手裏的酒瓶）是我1960年代末參觀佩楚酒莊（Château Pétrus）時買的。我付錢買了一瓶1960年的，回來後我打開一看，發現竟是1961年的，1961是個最好的年份，我付不起的年份。」
「嗯？是有人拿錯了吧？1961年的酒架和1960年的緊挨著吧？」我笑了。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是一位卓爾不群的人物，他身後留下的雍容大度和優雅的光芒將繼續照耀那些認識他的人道路，他的智慧是中國人和全世界人的永遠遺產。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文全譯版發行活動期間，麥克法夸爾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講話，2012年
2009年的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文全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