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台灣官方的公開論述中，「中國威脅論」始終居於核心位置。政府一再定調中國是台灣「最大外在威脅」與「最主要經濟競爭者」，此一定位無疑是基於對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深切考量。然而，令人費解且警惕的是，實際的政策作為卻呈現出與此戰略定位極度矛盾的現象：國家級的中國研究體系正在逐年被系統性削弱，甚至讓原本建立多年的制度陷入空洞化。
這種「視威脅卻自毀情報」的行徑，導致台灣在兵凶戰危、科技競合加劇的國際局勢中，陷入一場由內部政治因素引發的戰略盲區。對於一個以出口導向、高度依賴國際貿易、且與對岸地緣政治關係最緊密的經濟體而言，此種政治凌駕專業的思維，其長期的國安風險與經濟成本難以估量。
台灣距離中國大陸最近，承受地緣政治與經濟波動的程度也最深，理應擁有全球最完整、最具韌性的中國研究架構。但過去七年，我們看到中央政府的做法卻恰恰相反。
在政策制定與執行層面，體系性的削弱隨處可見，作為政策研判基礎的行政院「中國政策研究諮詢機制」與跨部會資料庫，多年未曾有效更新，其功能早已趨於僵化。這個機制原本設計用於整合各部會零散情報，以便進行複雜的政策模擬與戰略評估，如今卻無法支撐面對快速變化的中國情勢所需的精確研判。在資源配置層面，國發會縮減對中國經濟監測的研究委託，使得台灣對中國宏觀經濟走勢、債務風險、產業補貼政策等關鍵數據掌握度下降；陸委會對中國社會、文化、輿情動態的研究資源也逐年減少，削弱了對基層民意與內部治理穩定性的理解能力。
更令人擔憂的是，學術重鎮如中央研究院，其社會科學研究資源的調整，已導致相關的中國研究人力與計畫明顯萎縮。即使是國防與國安體系，原本與學術界的專業研究合作也因政治敏感度提高而大幅減少，造成實務與理論研究的嚴重脫節。這些具體變化，使得台灣整體對中國政治、經濟、科技、社會與軍事之掌握度持續下滑。大學體系中的相關科系亦面臨資源排擠和人才斷層風險，導致能夠從事長期、基礎性、非政治化深度研究的學者數量不斷減少。
然而，更具殺傷力的，是各專業部會為規避「親中」的政治標籤，普遍採取了自我審查或政治避險的策略，刻意避免觸及深度、客觀的中國相關研究議題。一個將特定對象視為主要威脅的政府，卻逐步削弱自己理解威脅的能力，這不僅在全球範圍內極為罕見，更暴露了國家安全體系與戰略決策流程缺乏「理性最大化」的基礎。當專業部會的判斷建立在零散資訊和對政治氛圍的擔憂之上時，政策的精準度與前瞻性必然大打折扣。
與台灣自我設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日本、韓國等主要戰略夥伴國正反向操作，全面將中國研究視為國家競爭力與國安治理的基礎工程。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台灣人有對兆元國防預算說「不」的權利嗎？ ｜ 更多文章 ）
以美國為例，國會《美中經濟暨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年度報告動輒長達600-800頁，深入涵蓋中國軍力、產業補貼、科技生態、對外戰略等複雜議題；五角大廈每年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分析廣度與深度逐年增加。更關鍵的是，美國近年已在國務院、商務部、能源部跨部會層級擴增中文人才與科技情報分析師，清楚確認對中國的深入研究已成為國家戰略能力的核心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