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電影30年了，伴隨著時空移轉，如今告別了鎢絲燈光，迎來了數位時代，一個新的影像時代，因為網路與科技加乘之後，釋放出新的力量，讓電影拍攝方式更具想像，甚至從不可能變得可能，再一次催生台灣新電影，帶動新的創作形式，打破了創作邊界，昇華了電影產製與觀看體驗。但一切只是更逼真、更身歷其境、更多令人驚訝的細節嗎？什麼才是電影的未來？跟科技又有什麼關係？
《數位時代》客座主編張鐵志、導演侯孝賢在問答之間，細說他們的觀察與改變，朝著未知的將來探索前進。或許有一天當我們回顧現在，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革新已經不是傳統膠卷，也不是硬碟檔案，而是更令人屏息的數位化表現方式。
侯孝賢：台灣電影導演，「台灣新電影」代表。國立藝專電影科畢，1973年進入電影界，以長鏡頭美學、固定鏡位、忽略敘事因果關係、寫實風格等為其特色。1989年以《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金獅獎，2015年以《刺客聶隱娘》（全片連結）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參與成立「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及「台北之家．光點台北」電影文化空間。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專欄見於台港中主要媒體與外媒。歷任《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數位時代》顧問。現正參與辦網路新聞媒體「報導者」。
台灣電影 Vs 中國電影
張鐵志：很多人焦慮台灣國片的復興，而台灣電影現在跟中國大陸的電影是既競爭又合作，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侯孝賢：沒有啦，其實現在憂慮的是商業行為。但商業行為是從全球化就開始的，很早有了。碰到全球化，只要是有特色、在地的、不同的東西，反而存在的更堅實，會有人欣賞。例如短的好笑的東西，大家都能夠理解和欣賞。但如果是電影，基本上還是逃離不了以往看過的所有電影的影響。
現在表達範圍比以前更廣，有具有市場的電影，也有奇奇怪怪的電影，加上網路世代的媒體傳播速度又不一樣。真的有趣的東西很快就會傳出去，至於比較深的東西，只要拍得好的話，也是一樣。
然而，純粹影像表達的東西反而會弱。就像《刺客聶隱娘》，因為是純粹從影像的飽滿度去表達，這在小螢幕看跟大銀幕看就有差別，跟用劇情情緒去表達的影片不一樣。
張鐵志：你剛說在全球化影響下，有在地特色的還是可以被突出。那台灣的電影的特色是什麼？什麼是我們在地的思想資源？
侯孝賢：我們生活在這裡，可能自己不覺得，但其實只要去國外就會發現台灣不一樣啊！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小島，後來裝了一個大政府，帶來大國族、大國家的概念。但如果到現在還是這樣，其實蠻荒謬的。 （相關報導： 「我好想拍台北！」用44萬呎底片拍攝《聶隱娘》之後，侯孝賢的下一個方向… ｜ 更多文章 ）
台灣還沒有尋找到自身，還沒有回到純粹以人為主，探討生活型態或價值觀念的路。那條路是在抵抗全球化的過程中，或是在「存在」的過程中長成的。
電影應該也是這樣。大家都擔心全球化，憂慮大者恆大，最後沒想到是網路更大、更厲害，尤其是不同的載體出來以後都變了。流通量這麼多的時候，就要特立獨行。表達的方式解放到一定程度，慢慢就會開始沉澱，深的東西也就會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