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大選落幕，因著中選會未能及時意識到公投綁大選延宕投票時程，致使造成『邊開票，邊投票』的爭議—民眾在排隊等待著投票的同時，手邊滑著手機，隨時掌握開票的最新動態，此舉無疑嚴重挑戰選前十日不得公布任何民調訊息的規定，赤裸裸的將候選人的氣勢，呈現在尚未投票的民眾眼前，會否因此影響最終結果，尚須更廣泛的佐證資料，但經過本次選舉過程的闕漏，乃揭露出當前的選舉制度，已然不合乎現下台灣政治現勢的需求，實有復行檢討之必要。
當台北市長選舉結果揭曉，丁守中以3,254票的些微差距敗給現任市長柯文哲，當下隨即以選務存在嚴重瑕疵為由，宣布將申請驗票、並且提出選舉無效之訴。這段時間下來，丁守中成為媒體輿論的揶揄對象，覺得選戰早已落幕，只剩下丁丁還在崩潰，咸認為其正當性不足。不過，經過兩週的長考，民進黨嘉義市長涂醒哲，以勝負差距僅2,302票、恐截因於選務瑕疵引致為由，決定跟進丁的腳步，提出選舉無效訴訟。頓時讓本次大選中的選舉無效爭議，跨越了藍綠的藩籬，成為一種共通性的問題。究其根本性的癥結點，乃在於兩個案例都存在著『棄保效應』—丁守中面臨『棄姚（姚文智）保柯（柯文哲）』威脅、涂醒哲備受『棄蕭（蕭淑麗）保黃（黃敏惠）』考驗。
選舉無效官司是否成立，端賴控訴方舉證與法官睿智判決而定，暫且不談。單從直觀的思考，以台北市的情況，姚文智的選戰策略主打台灣牌，搶攻的是深綠的選票結構；假若原初屬意投給姚文智的選民，知悉了姚的開票情況不如預期，則選票的流動偏好，多數應會轉而投向柯文哲、而非丁守中。畢竟相較於國民黨一貫與中國友好的態度，柯文哲除了『兩岸一家親』的發言外，看不出太過鮮明的親中立場。至於嘉義市的案例，就更加的單純了，黃敏惠與蕭淑麗本就都出身於國民黨，選民自然會互作棄保考量，一旦察覺蕭淑麗當選無望，則選票倒向黃敏惠一端，確實是相當合理的推論。
然而，棄保錯了嗎？援引大家揶揄丁守中陣營的說法，假若選舉無效官司真的成立，重新舉行選舉，恐怕丁丁們會更加崩潰吧！理由很簡單，歷經本次選戰結果的體現，重選勢必發生更大規模的『棄姚保柯』，屆時丁與柯的差距只會更加懸殊。很顯然的，若丁守中當初真在三強鼎立的態勢中，取得台北市長寶座，則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將可能會是多數選民陷入到不滿意的情緒之中。這個現象頗為弔詭，無疑在告訴民眾，我們現行的相對多數選舉制度，其實帶著某種賭博式的機遇論：賭對了，屬意的人選得以高票勝出；賭錯了，則最厭惡的人可能取得桂冠，顯然不盡合理。畢竟，選舉本應反映著選民對於各該候選人最為真實的偏好意志，而非寄託在選戰各家陣營的選舉策略之上，讓僥倖的成分干擾著統治權力的確立。
個人認為，箇中的癥結點，就是相對多數決下的選舉制度，未能忠實呈現個別選民的完整偏好所引致。相對多數決僅僅能就自己最屬意的人選，給予選票的支持，至於可茲替代的人選、乃至於最厭惡的候選人，在此選制底下，相關資訊完全無法被呈現出來，才屢屢出現選戰揭曉、讓選民扼腕棄保未能發酵的特殊現象產生。過往，相對多數決之所以未衍生太廣泛爭議的原因，在於我國民主化後長期的兩黨政治結構，在非藍即綠、涇渭分明的前提下，選民的投票偏好相對單一，棄保效應多半停留於黨內分裂的範疇，而非在獨立的政治勢力之間進行抉擇。但放眼當前的台灣政治生態，除了傳統的國、民兩黨，還有本次地方選舉表現不俗的時代力量，亦有站穩第三勢力的態勢，加上擺脫藍綠包袱、成為『台灣最大尾』的柯文哲一派；另外新崛起的『韓流』，是否會挾著民氣，結合國民黨中生代自成新勢力，都有待觀察。可以想見的，未來的台灣政治，只會更加的多元紛陳，涉及的議題也只會更加廣泛；在此情況下，倘若我們依舊以呈現第一偏好的相對多數選制來因應，而無法讓選民展現其完整的民意偏好，豈非枉稱為民主深化的國家。
基此，歷經本次選舉過程的種種瑕疵，在通盤檢討選務工作之餘，或許也應該重新思考選制改革的必要性。放眼國外的選舉制度，容許選民對所有選項進行排序的『認可投票法』(Approval voting)，抑或是讓選民為候選人打分數的『波達技數法』(Borda count)，都是可以參採的選項。兩種選制都可呈現選民完整的偏好序列，讓類似棄保效應下的扼腕情境可以降到最低，從而去除選戰中或然率的不確定性，使選舉真正回歸到反映民眾真實意志的初衷，而非選戰幕僚之間策略攻防的修羅戰場。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2020總統大選，應該讓民進黨再大敗一次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博士，曾任勞動部機要秘書、立法院法案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