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縱基因是一回事，操縱基因組則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
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DNA定序和基因複製技術讓科學家能了解並操控基因，因而熟練地掌握了細胞生物學。不過，能夠在自然環境下（尤其是在胚胎細胞和生殖細胞中）操控基因組，則開啟了通往更強力科技之門，攸關利害的不再只是細胞，而是生物體──我們自己。
二○一五年春，本書即將完成之際，包括杜德娜和巴爾的摩在內的一群科學家發表了共同聲明，希望科學界暫停臨床上使用基因編輯和基因改造技術，尤其是把這種技術應用在人類胚胎幹細胞。「長久以來，社會大眾對人類生殖細胞系工程既感興奮又抱持疑慮，尤其擔心會造成『滑坡效應』：從原本的治療用途，流落到沒有絕對必要，甚至是製造問題的用途，」聲明中表示，「我們討論的重點是，處理或治療人類的嚴重疾病是不是基因組工程責任的目標？如果是，又應該在什麼情況下使用？例如，用這種技術改變致病基因突變，讓它變成異於健康人典型的序列的做法適當嗎？就連這看似單純的情境，都會引起嚴重的關切。因為，我們對人類遺傳學、基因環境互動和疾病途徑的理解仍是有不足之處的。」
許多科學家都認為暫停令可以理解，甚至有其必要。研究幹細胞的生物學家喬治．戴利（George Daley）說，「基因編輯引發了最基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怎麼看待我們未來的人類，以及我們要不要採取急遽的步驟，修改我們自己的生殖細胞系，掌控我們自己的遺傳命運。這對整體人類都可能造成莫大的風險。」
在很多方面，這些科學家提議的限制方案都教人想到厄西勒瑪令，其目的是要限制技術的使用，直到釐清這種技術在倫理、政治、社會和法律上的意義，它要求公開評鑑科學及科學的未來，同時也坦白承認我們離製造永久改變人類基因組的胚胎已經近在眉睫，從胚胎幹細胞創造出第一個小鼠胚胎的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學家耶尼施說，「很明顯的，人一定會試著在人類身上進行基因編輯，我們必須制定具原則的協議，確定我們要不要以這種方式增強（enhance）人類。」
注意，他用的字是「增強」，象徵著科學家已遠遠偏離了基因工程的傳統限制。在基因編輯技術發明之前，「胚胎選擇」讓我們能做到信息由人類基因組剔除：透過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選擇胚胎，亨丁頓氏症突變或囊性纖維化突變就能由特定家族的血統中移除。
相較之下，以CRISPR/Cas9為基礎的基因組工程，讓我們能在基因組內添加信息：基因可以被蓄意改造，新遺傳碼可以寫入人類的基因組。法蘭西斯．柯林斯寫信給我：「這表示人們會用『改進』自己為理由，操控生殖細胞，這也表示會有人擁有決定什麼是『改進』的權力。任何考慮這樣做的人都該知道自己的狂妄。」 （相關報導： 世界愛滋病日：如果「基因編輯嬰兒」不可行，我們還可以如何有效防治愛滋病？ ｜ 更多文章 ）
因此，問題的癥結不是基因的解放（擺脫遺傳疾病的限制），而是基因的增強（擺脫人類基因組編碼的現有形式和命運的界限）。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就是未來基因編輯渦流脆弱的支點。如果如歷史教導我們的，一個人的疾病是另一個人的常態，那麼一個人對「增強」的理解，可能會是另一個對「解放」的想法（就如華生所問的，「為什麼不讓我們自己更適合生存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