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問題的癥結不是基因的解放（擺脫遺傳疾病的限制），而是基因的增強（擺脫人類基因組編碼的現有形式和命運的界限）。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就是未來基因編輯渦流脆弱的支點。如果如歷史教導我們的，一個人的疾病是另一個人的常態，那麼一個人對「增強」的理解，可能會是另一個對「解放」的想法（就如華生所問的，「為什麼不讓我們自己更適合生存一點？」）。
然而，人類能負責任地「增強」自己的基因組嗎？增加我們基因編碼的自然信息，會有什麼後果？我們能不能讓我們的基因組變得「好一點」，而不冒會讓我們自己「壞很多」的風險？
二○一五年春，中國某間實驗室宣布它在不經意間跨越了障礙。廣州中山大學由黃軍就率領的團隊由一間體外受精診所取得八十六個人類胚胎，並用CRISPR/Cas9系統矯正了一個和常見血液疾病有關的基因（只選用了不能長期存活的胚胎），其中七十一個胚胎存活。經基因測試的五十四個胚胎中，只有四個被插入了矯正的基因。更可怕的是，這個系統有錯誤存在：在所有測試的胚胎中，有三分之一的胚胎在其他基因上也產生了意外的突變，連正常發育和生存必需的基因也發生突變。實驗因而叫停。
這是個雖魯莽卻大膽的實驗，用意是引起反應，而且也的確奏了效。全球科學家對這種修改人類胚胎的嘗試都表現極度憂慮和關切，地位最崇高的科學期刊，包括《自然》、《細胞》和《科學》皆指出此實驗大大違反了安全和倫理的標準，拒絕發表他們的報告（他們的結果最後終於發表在很少人點閱的網路期刊《蛋白質＋細胞》［Protein + Cell］）。然而，儘管生物學者滿心恐懼不安地讀這個研究，他們卻心知這只不過是跨出缺口的第一步。中國的研究人員採取了通往永久人類基因工程的最短捷徑，可想而知，胚胎遍布了未能預見的突變，但這個技術可以用多種變化修改，讓它更有效、更正確。比如，如果採用胚胎幹細胞和以幹細胞生成的精子和卵子，這些細胞就能預先篩檢、去除有害的突變，大量提升基因標靶的效能。
黃軍就告訴記者，他「打算採用不同策略，減少偏離目標突變的數量。例如，些微調整酶，引導它們更精確地到達指定的位置、引入不同形式的酶、協助規範它們的壽命，因此能在突變累積之前關閉它們。」他希望在幾個月內，能嘗試此實驗的改良版本；這回他希望能有更高的效能和精確度。他並不是吹牛：修飾人類胚胎基因組的技術或許複雜、缺乏效率、錯誤百出，但它並非在科學所及的範圍之外。
西方科學家對黃軍就的人類胚胎實驗感到焦慮，而且也的確有其道理，但中國的科學家對這種實驗抱著樂觀的態度。二○一五年六月底，一位科學家在《紐約時報》表示，「我認為中國並不想接受暫停令。」一位中國生物倫理學家澄清說，「儒家思想認為生而為人。這與美國或其他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不同，由於宗教的關係，這些國家可能感覺做胚胎研究不可行。我們的『紅線』是只有十四天以內的人類胚胎可以用於實驗研究。」
另一位科學家寫到中國的做法是「先做再想」，有些公共評論者似乎認同這種策略；《紐約時報》的民意論壇版，也有讀者支持取消人類基因組工程的禁令，呼籲西方國家加緊實驗，部分原因就是要和亞洲的研究相抗衡。中國人的實驗顯然已提高了舉世在這方面的賭注，有作家寫道，「如果我們不做這個研究，中國也會做。」改變人類胚胎基因組的動力已經變成了洲際武器競賽。
在寫作本書之時，據報導中國已另有四個團隊正進行把永久突變導入人類胚胎的實驗。本書出版時，人類胚胎的靶向基因組修飾，說不定已有成功的例子，第一個「後基因組」人類可能即將誕生。
＊作者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癌症醫師、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著有《重新認識醫學法則》，以及榮獲二〇一一年普立茲獎非小說類大獎的《萬病之王》。他的文章散見於《自然》、《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紐約時報雜誌》和《新共和》等刊物。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