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筆者到國內一所知名的科技大學演講，講題內容是關於道德推理與思維判斷，於是很自然地就舉了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1953-）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2009）中的一個著名思想實驗──「電車難題」。但有趣的是，我竟然在這場演講的學生身上看到迥異於以往在各種論文或相關文獻的答案與結果。
先從「電車難題」說起吧！這個著名的道德兩難問題，源自於1967年英國哲學家英國哲學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所提出的「有軌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這題道德兩難困境的思想實驗，歷年來引起不少道德倫理學家的關注，而且在不斷地思考與討論之後，又衍生了許多變形題，形成了一系列的情境題組。筆者便是從文獻中整理了其中三道變形情境題目，打算讓聽講的同學們可以從三個題目的變化中，體會到道德思考的複雜性。
情境一，也是最初的「有軌電車難題」原型：假設一輛電車正快速地行駛於軌道上，而我卻發現在軌道遠處有五名工人在工作，我來不及通知這五名工人，也無法跟電車司機聯絡煞車，但我正好站在軌道的撥盤旁邊，可以使用撥盤讓電車轉向至支線軌道，可是這條支線上卻有另一名工人，同樣來不及通知他逃離。於是我面臨了一個難題：轉向會有一人死傷，不轉向則是五人，我該使用撥盤轉向嗎？在一般的文獻與探討中，大概都會有近八成的受訪者，會選擇轉向，即犧牲一人來救五人，原因也多是把傷害降至最低的「效益原則」。
但是到了情境二，故事內容做了些許調整：同樣是電車軌道上有五名工人，也一樣來不及通知他們逃開與聯絡司機，不過這次我不是在撥盤旁邊，而是站在天橋上的旁觀者，但我注意到身邊有個非常胖的人，胖到如果推他下天橋足以擋住該輛電車的行駛。問題是：若推他下天橋阻止電車，雖然可以救那五名工人，但這個胖子必定嚴重死傷，我該推他下天橋嗎？根據文獻指出，當這個情境內容變化調整後，會選擇犧牲一人救五人的比例竟然大幅降低為兩成，受訪者改變答案的原因，大多是因為轉動撥盤與親手推一個人致死，雖然在數量均為犧牲一個人，但實在無法接受自己親手推一個人致死。
最後，是把場景變成醫院的情境三：有五名工人受重傷送醫院，各自需要不同的器官移植才能救治，但卻沒有器官可移植，這時恰巧隔壁有一剛作完健康檢查的人，更巧的是他還符合五名工人所需要的配對器官。如果摘取他的器官就可挽救五名工人的生命，雖然他會死亡，但他的犧牲可以救那五個人。問題是：如果我是醫師，我會選擇動這個器官移植的手術嗎？所有文獻資料顯示，在這個情境下的兩難抉擇，會選擇動這手術以犧牲一人來救治五人的人數，幾乎下降到近乎零的比例。為什麼呢？根據多數受訪者的回應，他們都認為：親手摘取器官造成死亡，無異於殺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合理化這種行為啊！ （相關報導： 謝青龍觀點：從派遣工到專案教師，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社會面貌 ｜ 更多文章 ）
以上三種情境，均為１：５死傷評估的判斷困境，但從情境一到情境三的調查過程，支持「犧牲一人救五人」的比例，卻一路從八成下滑到近乎零。顯然，人們在進行道德思維判斷的過程中，不僅僅只是根據數字上的效益評估而已，而是隨著情境的逐漸複雜化，該數字效益的評估權重也逐漸下降，被其他更重要的道德價值觀所取代。這也就是邁克爾·桑德爾在該「電車難題」之後，所引發的效益論（Utilitarianism）與義務論（Deontology）之間的道德思維差異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