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青龍觀點:台灣高教的造假文化是怎麼形成的?

2018-09-19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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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近來台灣各大學對造假文化早已行之有年,只要是教育部或科技部想要的資料或數據,總是有辦法編造出來,但如此行動的背後,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資料照,陳韡誌攝)

作者認為,近來台灣各大學對造假文化早已行之有年,只要是教育部或科技部想要的資料或數據,總是有辦法編造出來,但如此行動的背後,卻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資料照,陳韡誌攝)

日前(9月11日)政大師生與清華、北市大、台大等多所大學學生於政大召開記者會,批評各大學濫用零學分必修課程來達成各種「造假目的」,呼籲廢除服務學習、體育課、獎助實習生等零學分課程,並且全面檢討英外文畢業門檻及學業退學門檻。

此次聯合記者會共同聲明團體有:政大學生會、政大研學會、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政大教師會、大學法改革陣線、中正大學公共事務研習社、北市大學生會、台大學生會、成大學生會、東華大學學生議會改革陣線、南華大學學生會、國立中山大學學生議會、國立台北大學學生議會、清大研究生聯合會等共計二十多個師生團體。

雖然這次記者會的主要訴求是目前各大學的零學分課程及畢業門檻的不合理要求,但真正讓所有大學師生看不下去的,其實是當前台灣各大學早已行之有年的造假現象。

20180524-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舉辦「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記者會,學生將自己的薪資寫在紙上,並貼在行政院前圍欄上。(陳韡誌攝)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舉辦「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記者會,學生將自己的薪資寫在紙上,並貼在行政院前圍欄上。(陳韡誌攝)

什麼造假現象?以筆者熟悉的某所私立大學為例,過去雖然稱不上是頂尖的前段大學,但也一直中規中矩的辦學,該有的教學品質、研究能量、及行政服務都遵守著一般大學的教育精神,但是近十年來卻逐步變成了一所浮誇造假的學校,凡是教育部或科技部想要的資料或數據,總是有辦法編造出來,而且表面形式漂亮無比,總是博得各類評鑑委員的讚許與驚呼,殊不知這背後所付出的代價卻是教學與學習品質的下降、行政人員的血汗勞動、教師尊嚴的曲辱、研究能量的萎縮,更不用提為了達成各類計畫的量化指標,其中的許多偽造的數據了。記得有一次的會議上,筆者終於忍不住提出異議說:「大學不該淪為造假文化的培養溫床!」只見該校校長氣定神閒地說:「這不是造假,只是我們對一些數據的解釋範圍略為放寬而已,這叫『擴大解釋』,請大家不要太過認真計較了,重要的是能達成計畫執行的預訂成果指標。」

在此,筆者不欲再追究各大學甚至是教育部和科技部這些年來的造假文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因為筆者認為,華人社會中的虛偽造假文化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過去台灣各大學的造假現象不顯,只是因為尚未到考驗靈魂的時刻,如今在少子化的浪潮之下,各大學為求生存所做的各類造假現象,其實不過就是反映出華人社會中長期存在的虛偽造假文化之一環而已。

套用筆者服兵役時從資深老士官長那裡聽到的一句俚語「苦幹實幹,撤職查辦;東混西混,一帆風順」,再用一句時下年輕人慣用一句口頭禪:「認真,你就輸了!」言下之意都是在勸誡我們:凡事不要太認真。看起來,這就是在任何職場的資深前輩們給新進菜鳥的最佳座右銘了。那麼,造假到底有什麼好處?為什麼大家都造假?從職場、官場、社會、到現在的大學造假現象層出不窮。

其實,造假文化的背後,就是許多職場或官場裡不能明言的潛規則(hidden rules),它是指沒有正式規定,而在某些人群中被行為各方普遍遵守的隱含規則。現在一些行業被稱為「行規」、「規矩」,在某些場合又被稱為「不成文規定」(unwritten rules)。雖然潛規則常是指那些沒明確規範的約定俗成規則,但日常用語中卻又帶有不法或不道德的意味,因此就有了第二個英文譯名(underlying rules)--「檯面下規則」,以喻其不可曝光或不合法。換言之,大多數的潛規則可能不符合法律或道德的要求,但大家都會心知肚明地私下去做,這不就是華人社會裡慣常使用的「只能做,但不要說」的實用理性嗎?

20180605-立法院,「大學退場政策試金石:保障亞太學生原校畢業,保留專業師資開足課程」記者會,由民進黨立委鍾佳濱(中)、蔡培慧(右)主辦,右二是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陳明仁攝)
立法院,「大學退場政策試金石:保障亞太學生原校畢業,保留專業師資開足課程」記者會,由民進黨立委鍾佳濱(中)、蔡培慧(右)主辦,右二是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陳明仁攝)

這樣的文化氛圍到底是怎麼形成的?筆者嘗試分析出它的兩個可能面貌:一是許多合法的程序規定,但卻不合乎實際狀況,所以需要表面合法而私下有另一套實際做法的潛在規則。例如許多政府機關或相關單位的正式合法規定多如牛毛且不適合實際執行狀況,故而大家也就睜一眼閉一眼(包括政府官員及執法人員)默許它的存在,故而如果這樣的潛規則如果曝光了,大家就以歷史共業稱之,不太會苛責過深;二是已經實際操作行之有年的程序,但卻不符合現行法令規定,所以為求方便而不顧法令規章,自行創造一套簡便的執行程序,以逃避相關法令的稽查,而有了潛規則的產生,許多私人機構或民間企業,為求取更大利潤或方便措施,不遵守該有的法令規定,此一旦查獲即為違法事實。

此兩種不同面貌的潛規則,在本質上必須嚴格區分,不可混為一談,因為前者乃法令不周延所造成的偏差,必須視社會實際情形修改法令之,而後者明顯就是政府執掌部門或民間業者的違法事實,必須嚴格查緝以正其法。可惜的是,眾人不察,常混淆兩者以致價值觀扭曲而逐漸形成了一個造假社會的氛圍。

以幾年前台灣爆發的500位國立大學教授涉貪侵佔計畫經費一事為例。為何牽涉的大學教授人數之多幾達匪夷所思的地步?筆者相信:面對教育部及科技部各類計畫報帳、統合視導、績效考核、教學評鑑、研究成果報告……的繁瑣規定,大學教授們早發展出一套因應之道,那就是表面做一套合乎規定的核銷和報告,但私下則自行調整為研究計畫的可行模式。當然,其間就有了許多模糊地帶,或許就有一些教授們禁不起此方便法門的誘惑,而開始公款私用,利用假發票詐領計畫補助款。事後絕大多數的教授以無罪不起訴結案,正足以突顯筆者對台灣教育現場的造假文化已成普遍事實之憂慮。

既然造假是社會各領域的常態、造假才是有好處的實際做法、造假也是符合社會潛規則的要求、造假甚至是華人文化的一部份,那為什麼大家在口頭或正式場合上都不敢承認自己在造假?或者,乾脆依著華人文化的這種特性制訂法律及重估道德標準,省得大家總是要表面說一套、私下做的又是另一套這麼麻煩呢?顯然,即使假造文化的社會型態已成定局,但在我們心裡仍然知道這是錯誤的行為,只是造假文化早已根深蒂固,大家不知道如何改、怎麼改,所以就繼續在這混亂的醬缸中攪和著過日子,然後戴上虛偽的面具,假裝這個造假的社會不存在。

如果,這套華人文化純係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結構,自然也就會依此而逐步演化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體系。事實上,過去二千多年來的中華文化也的確如是如此發展,反正大家都知道它的遊戲規則,每個人各憑本事在這個虛偽造假的社會中求生存也就是了,無法存活的人只證明了他造假工夫不夠高明而已。民國初期(1917年)李宗吾所著的《厚黑學》,不就是反諷中國歷史成名人物,如曹操、劉備、孫權、司馬懿、項羽、劉邦等人,乃因其「臉皮要厚而無形,心要黑而無色」,故能成就功業的嗎?

可惜的是,中華文化終究不能永遠保持封閉狀態。當中華文化在十九世紀碰到西方文明時,便徹底被煙消瓦解了。以中國累積二千年的謀略與智慧,怎麼會完全不敵西方的船堅砲利?

對此議題,歷來研究的學者專家甚多,本非筆者所能置喙,這裡也僅從「虛偽造假與追求真理」的對立性嘗試剖析之。

西方文化自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以「愛智」(philosophia,語源希臘字φιλοσοφία)為底蘊的哲學觀、加上十六世紀新科學的專業知識,以及十八世紀的理性啟蒙運動,這種以「追求真理」作為根基的純粹理性思維,奠定了整個西方文明的學術基調。例如哲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就曾在其倫理學名著《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1788)書中提到:人必須以其意志自律(autonomy of the will)作為一個普遍立法的原則。他說的是作為一個理性實踐的人所必須做到的基本義務。為此,康德甚至舉出四種普遍性的義務作為其道德哲學的論證:「對自己的義務」(duties to self)、「對他人的義務」(duties to others)、「絕對義務」(perfect duties)、「非絕對義務」(imperfect duties)。例如,禁止自殺,就是對自己的絕對義務(perfect duty to oneself);禁止做假的承諾,就是對他人的絕對義務(perfect duty to others);不應該浪費自己的自然稟賦,即對自己的非絕對義務(imperfect duty to oneself);應該幫助苦難的人,就是對他人的非絕對義務(imperfect duty to others)。其中,禁止做假的承諾,就是對他人的絕對義務(perfect duty to others),說的就是誠實,而這也成了西方學術倫理的不二價值。

反觀華人文化的學術發展,僅僅以工具理性所滿足的淺層知識與虛偽造假的社會型態,當其面對以「追求真理為訴求」的西方文明基石時,它那為著表面的社會和諧而使得人們相互虛偽造假的浮誇與不真實性,至此表露無遺。如同「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論證一樣:當人人是工具理性以求取個人的最大利益化時,反而會造成整體社會的利益最小化。(參見筆者<談當代高教環境裡知識分子的囚徒困境>一文)

或許仍有許多民族主義的倡導者,不認同筆者上述諸言,認為中華文化仍有許多思想瑰寶,不能一概否定。對此,筆者亦表贊同,只是中華文化之崩潰,其主因並不在這些傳統文化思想,而是那些假藉各種學派思想以遂行虛偽造假之實的這種做法。故而筆者認為,若僅僅只是重新倡導恢復中華固有文化,其實並沒有觸及到改革或復興中華文化的關鍵因素,因為真正的關鍵乃在於:我們是否有決心要廢止長久以來的虛偽造假?!(或許,有讀者會舉中國大陸已成世界大國之例子,以反駁筆者華人文化虛偽造假的衰敗說,但筆者認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之所以興起的原因,其實乃是因為它搭上了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甚囂塵上的便車,以其廣大的消費市場吸引了全世界的資本滙集所致,如若不改華人文化中的虛偽造假習氣,究其本,仍難脫泡沫化之潛在危機。)

20180724-台灣高教工會理事陳尚志24日出席「挺勞工的台北市長在哪裡?」記者會。(顏麟宇攝)
台灣高教工會理事陳尚志24日出席「挺勞工的台北市長在哪裡?」記者會。(顏麟宇攝)

時值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筆者聽聞許多感於台灣高教崩壞的前輩學者,正在集結力量於立法院和教育部之前,訴求政府正視台灣教育的沈淪與崩壞,內容包括私校法(公益董事及私校定位)、私校退轉條例、教師工作權益、以及高教資源分配不正義,可謂切中當前台灣高等教育的諸多弊端。但是,筆者內心的真正憂慮是:如果華人文化中的虛偽造假心態不變,那麼,這些改革訴求與主張,會不會又在這一波波的官場或教育的虛偽造假文化下,變成了另一種魔鬼面貌。如同多年來高教工會一直訴求大學兼任教師應納入勞基法以保障其基本工作權益,此訴求在兩年前終於被勞動部與教育部所接納,可是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各大學大量解聘或不續聘沒有正職的兼任教師。高教工會的一片善意與訴求,最後竟然在此華人文化的造假文化中,犧牲了原本還能在大學兼課的兼任教師的權益,痛哉,這豈是高教工會當初的原意。

當此台灣高教危急存亡之秋,筆者既感動於諸多前輩學者的努力,但筆者總認為:教育原本應是社會良心的堡壘,但如今教育已然被社會上這股虛偽造假的風氣所習染崩壞,非但不能帶領社會朝向更進步的道路上前進,反而變相成為社會沈淪的幫兇。教育如何重新在台灣成為我們往後所有學子們的希望?如果華人社會中的虛偽造假文化不變,不論我們在立法或行政上如何用心嚴密把關,以及這麼多的學者前輩們的改革苦心,會不會又再一次地流於表面效應呢?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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