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套華人文化純係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結構，自然也就會依此而逐步演化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體系。事實上，過去二千多年來的中華文化也的確如是如此發展，反正大家都知道它的遊戲規則，每個人各憑本事在這個虛偽造假的社會中求生存也就是了，無法存活的人只證明了他造假工夫不夠高明而已。民國初期（1917年）李宗吾所著的《厚黑學》，不就是反諷中國歷史成名人物，如曹操、劉備、孫權、司馬懿、項羽、劉邦等人，乃因其「臉皮要厚而無形，心要黑而無色」，故能成就功業的嗎？
可惜的是，中華文化終究不能永遠保持封閉狀態。當中華文化在十九世紀碰到西方文明時，便徹底被煙消瓦解了。以中國累積二千年的謀略與智慧，怎麼會完全不敵西方的船堅砲利？
對此議題，歷來研究的學者專家甚多，本非筆者所能置喙，這裡也僅從「虛偽造假與追求真理」的對立性嘗試剖析之。
西方文化自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以「愛智」（philosophia，語源希臘字φιλοσοφία）為底蘊的哲學觀、加上十六世紀新科學的專業知識，以及十八世紀的理性啟蒙運動，這種以「追求真理」作為根基的純粹理性思維，奠定了整個西方文明的學術基調。例如哲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就曾在其倫理學名著《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1788）書中提到：人必須以其意志自律（autonomy of the will）作為一個普遍立法的原則。他說的是作為一個理性實踐的人所必須做到的基本義務。為此，康德甚至舉出四種普遍性的義務作為其道德哲學的論證：「對自己的義務」（duties to self）、「對他人的義務」（duties to others）、「絕對義務」（perfect duties）、「非絕對義務」（imperfect duties）。例如，禁止自殺，就是對自己的絕對義務（perfect duty to oneself）；禁止做假的承諾，就是對他人的絕對義務（perfect duty to others）；不應該浪費自己的自然稟賦，即對自己的非絕對義務（imperfect duty to oneself）；應該幫助苦難的人，就是對他人的非絕對義務（imperfect duty to others）。其中，禁止做假的承諾，就是對他人的絕對義務（perfect duty to others），說的就是誠實，而這也成了西方學術倫理的不二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