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二十年的大學教職生涯，我幾乎是眼睜睜地看著臺灣的高等教育逐步地向下沈淪，觸目所及，一場場高教悲劇，正在各大學不斷地上演著。雖然我不是什麼優秀教師，但好歹也得過幾次教師獎什麼的，可是這二十年來的學術環境變化，的確已經讓我萌生「不如歸去」的念頭。
之所以還留在教學的崗位上，是因為每年新生入學時，看著這群大一新生明亮的學習眸子，總覺得自己尚有可以再付出或貢獻所學的希望。但是一想到現在各大學競相向教育部表忠而喪失主體性的狀況；或各私立大學與部份國立大學的惡性招生競爭情形；更不用說各大學為求良好績效的造假文化，早已悖離教育的本質。依目前高等教育沈淪的速度，我常有一種悲觀的念頭萌生──我大概撐不到看見教育由谷底翻轉改善的時刻了。這幾年總想著申請提早退休，或許當這股高教沈淪的力量大到讓我覺得「教育已不是教育」時，大概就是我離開教育工作的時候了。而且，我覺得這個時刻似乎已經不遠了。
年輕時常聽一些學術前輩們提到：作為大學教師就必須要有追求真理與不畏權威的自覺，如此方不負「知識分子」之名。如今細細想來，那個在傳統華人文化裡，不斷被標榜以「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似乎總是在不同的時代困境裡，遭遇著不同的挑戰。
譬如在中國傳統的讀書人或知識分子裡，的確曾有不少人發揮其道德使命，對抗傳統皇權或政治威權，雖然他們的下場常是遭集體誅戮與個別放逐，但是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卻是中國歷史上最被津津樂道的「士」的氣節。不過，這可不是每一位讀書人都有這樣的見識和勇氣。相較於「士」的氣節，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的讀書人，主要還是視入「仕」當官為正途，那就是依憑著一篇八股的道德文章而晉階為官或地方仕紳的人，他們表面上標榜著利他的道德理想，但實際上卻坐享華人文化裡經濟與政治的各項特權。
這樣的現象是傳統中國或華人文化所獨有的嗎？不然，在西方的道德傳統中，知識分子所被賦予的，也是勇敢、誠實、正義、公正、知恥、友愛……等德性。可是，在今天這個時代裡，知識分子與體制或世俗權勢的關係日趨緊密，他們不斷流轉於政府、企業、學院、宗教、或職業等利益團體之間，以致知識分子被這些組織收編的情況也已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因此，當今天我們強調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時，我們所面對的卻是社會權威漫天蓋地而來的強力網絡，例如媒體、政府、集團、或同儕的擠壓與排斥，使得我們常感到沈重的無力感。如果執意不隸屬於這些權威或團體，在今日過度分工與社會化的學術圈裡，卻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更可悲的是，我們非但無力改變，而且甚至常被迫地成為目擊者，見識到這些權威對弱勢族群的運作而無可奈何。
或許這大概就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囚徒困境吧！ （相關報導： 謝青龍觀點：從大學教育的荒謬談大學校長的定位 ｜ 更多文章 ）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1950年由弗勒德（Merrill Flood）與德雷希爾（Melvin Dresher）提出理論，然後再由塔克（Albert Tucker）所命名的一個著名論證。此困境的思考開創出「非零和的博弈理論」，反映出來的結果就是：個人為自己利益所做的最佳理性選擇，通常都不會帶來整體的最佳結果。簡言之，囚徒困境的論證，所映照出來的，不過就是人性的本質而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