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個月，教育部卡管，誠如辭職的教育部長潘文忠的聲明承認：「希望所有的政治操作能就此停止」，從頭至尾，卡管事件是明顯與粗暴的「政治力」介入。行政院賴院長屢屢針對卡管發言，內容均非「無罪推定」，像極檢察官辦案與問罪的口吻。政府動用國家機器與行政權力，揪團卡管，這不是民主進步，而是赤裸裸地民主退步。
卡管事件迄今仍在燃燒，歹戲拖棚，不知何時會落幕，受傷的不只是民進黨政府，而是「極限台灣」(其原意是來自日本社會學家大野晃在1991年所創的名詞「限界集落」)，政府不可輕忽卡管事件所造成的台灣社會空洞化、邊緣化及失能化的集體焦慮症。卡管事件的背後，我們看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弔詭與危險。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寫道：「意識形態代表正日益成為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權力的核心支柱，為權力的存在製造藉口，不是理論和意識形態為權力服務，而是權力為意識形態服務。好像意識形態在權力中凌駕權力之上，自己卻變成了獨裁者。」
運用國家機器無情地去打壓政敵，最有名的兩個案例。當年政府動用10幾位檢察官與4位主任檢察官去調查宋楚瑜的興票案，甚至有高層指揮法務單位，要求收押或起訴宋楚瑜夫婦。其次，張顯耀的共諜案，上自總統、國安會及陸委會都指控張顯耀涉入共諜，法務部調查局及檢察官亦都全力去偵查，鋪天蓋地愈置人於死地，特定媒體也大肆報導，當時的張顯耀，幾乎讓所有台灣人都相信他是共諜。結果，法院終於還給宋楚瑜與張顯耀清白與公道。然而，當時運用國家機器想要迫害他人的李登輝與馬英九政府，可曾有道歉過嗎?
如果台大選出一位親綠與本土的學者，教育部的處理態度會截然不同嗎?相信，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公道自在人心。管中閔是外省與深藍的教授與官員出身，從民進黨的深層意識形態中，當然無法容納管爺出掌台灣高等教育的龍頭台大。詩人與文學家余光中病逝，只因他是外省人與親藍，所以在他的公祭儀式裡，看不見總統、院長、市長與任何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然而，對照豬哥亮的出殯，總統及民進黨的大官幾乎全部到齊致意。民進黨執政後，從地方到中央及國營事業，成千上萬個職缺，幾乎都是民進黨及親綠人士「整碗捧去」，包含北農的吳音寧。民進黨政府有用最高或比照管爺的標準，去用人與派職嗎?所有的國立與私立大學，都接受教育部的獎補助款，哪麼，所有公私立大學校長的遴選過程與資格，也應比照卡管的標準才對，教育部可曾用用最嚴格的態度去審查與把關呢?
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學術交流非常頻繁，交換學生、訪問學者、演講與講座、研討會、夏令營、簽訂姊妹校等，這種學術雙向的交流，在全世界也是普遍的活動與現象。過去十餘年來，我個人推動捷克大學與台灣及大陸的大學簽訂姐妹校，鼓勵交換學生與教授互訪，曾獲頒捷克大學頒發最高榮譽的獎章。我也曾去大陸的大學給EMBA學生演講，舉辦過研討會，也獲頒講座教授證書，也是一種學術的貢獻與榮譽。如果管中閔去東京大學或哈佛大學講學，或掛名講座教授，則不僅一點問題都沒有，可能更會獲得教育部高度的肯定，甚至表揚。管中閔也好，葉俊榮也好，台灣的教授們去大陸演講與講學，或掛名為講座教授的，如過江之鯽，怎麼會是一種沉重的「原罪」呢?台灣的黨政官員去大陸訪問，台商去大陸投資與經商，難道也是「原罪」嗎?
我們呼籲民進黨政府，「卡管」與「反中」不需要無限上綱，應充分尊重大學的自主與獨立性，管中閔是否違法，請交由檢察官與法官去調查與判決。政府不應濫用政治意識形態與國家機器去介入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領域，否則，權力淪為為意識形態服務，意識形態在權力中凌駕權力之上，變成了獨裁者，這絕非台灣之福呀! （相關報導： 戴伯芬觀點：光明頂上的高教大亂鬥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高苑科大行銷系助理教授 、 捷克與波蘭大學訪問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