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醫生  

醫學是一項高度專業、也充滿許多不確定性的科學，使得醫療決策成為一件困難的事。以前，因醫療資訊取得不易、病家（病人及家屬）對醫療人員的充分信任且醫療糾紛十分罕見，醫療決策幾乎是醫師說了算。但隨著醫療資訊多元化、病人權力意識抬頭，醫療決策權就向病家傾斜，加上醫師畏於醫療糾紛的層出不窮，傾向於多花時間解釋病情及可能的風險，而不做明確的醫療建議，最後的決定權就放手給病家。然而醫療的高度專業、醫療資訊的正確與否，在在都影響著醫療決策的品質，也就是即使醫師覺得病家的決定不見得是對病人最有利，有時也因醫療的不確定性而不一定會給予其他建議。這兩種決策模式（醫師決定或病家決定）都有一定的缺點及風險，為減少醫療糾紛並提升醫療決策的品質，就有了第三項決策模式-「共享決策」的誕生。

時間確實能沖淡一切，差別在時間長短。即便如此，我仍然很容易想起許多個在急診當值時死亡的病患。天微光就出門運動的老婦人，有三個孝順的兒子。生日當天跟同學聚餐慶祝的女學生，隔天就是父親節。一個人在鐵工廠加班的丈夫，想幫外籍妻子多賺一點貼補家用。下班正要過馬路的年輕女性，跟爸媽最後一句話是早上出門時說的晚上見，還有…還有…。他們都有豐富的人生故事，但是被送進來急診室時，只剩下無反應的意識，重傷的軀體，還有唯一能跟家人朋友連結的證件。「外科traumablue！」這個冰冷的廣播宣告病患的來臨，不到一分鐘後，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得暫停手邊工作，一起加入這個新開啟的戰場來搶救病患。回想一下電影『搶救雷恩大兵』的醫官中彈那一幕，關於我們現場的情境您就可以略知一二。在這個每個人腎上腺素都爆表的現場，所有人七手八腳地在最短時間內完成維持病患生病必須的裝置，同時還得決定該做哪些檢查，以及可能需要的緊急處置或手術，醫護人員之間甚至會互相咆哮。但是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救活這個人！就算已經工作數十年的醫護人員，本質都是被訓練來救人的，心仍是肉做的。面對每一次這樣緊急且血淋淋的場面，心裡多少都有不忍與想像：這是誰的家人？他的家人該怎麼辦？他還能再醒來嗎？此時此刻，即便是坐在旁邊等待醫治的，病情較不危急的病患，也能感受到那令人窒息的沈重。

因為美國作家伊森．葛特曼的1本書，無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捲入中國器捐傳言，對此，柯文哲28日否認他當「掮客」、替病人介紹中國器官移植等情事。他說，確實有台灣醫生在做這種事，但不是他，他也沒有為了取得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與中國醫生喝酒唱歌、搏感情，葛特曼是穿鑿附會、「吹牛吹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