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終戰百年與中國》北京當局:以「華工血淚史」強調中國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2018-11-12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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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百年來中國曆屆政府的幾次重大抉擇,對中國的國運有深遠的影響。(BBC中文網)

一戰百年來中國曆屆政府的幾次重大抉擇,對中國的國運有深遠的影響。(BBC中文網)

一戰華工的血淚,如何扭轉了中國的國運?回首一戰百年,中國應記取什麼教訓?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一百週年之際,英法等各大參戰國都展開隆重紀念活動,悼念亡者,並反思歷史教訓。

中國是一次大戰的戰勝國之一,但多年來一直將其看作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官方宣傳主要強調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出賣中國利益,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

「戰爭中,有近15萬中國勞工背井離鄉前往歐洲」

但現在宣傳口徑有了變化,當年中國在一戰期間向英法輸送華工的歷史成為新的重點。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1月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深重災難,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帶來了巨大創傷。「戰爭中,有近15萬中國勞工背井離鄉前往歐洲,為恢復和平和戰後重建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2萬多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中國開始利用一戰歐洲戰場上的華工血淚史,來強調歷史上中國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將中國描繪為和平秩序的建設者,突出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像。

其實,正面看待中國參與一次大戰的歷史,在中國學術界早有呼聲。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正確決策都促進了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

今天,中國在國際上面臨新的戰略挑戰。重溫自一戰以來中國曆屆政府所做的幾次重大戰略抉擇及其成敗,在此刻有特別的意義。

中華民國在兩次大戰中的抉擇

2011年紀念辛亥百年時,時任北京清華大學教授的著名歷史學家秦暉在廣州《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民國史的分析文章。

在評論民國外交史時,秦暉寫道:「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站隊』,成為戰勝國之一,這是民國外交的巨大成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與英美盟國共同抗擊日本,因而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國官方早已認定,抗戰勝利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但中國在一戰中有什麼收獲呢?

中國借宣戰之機,一舉廢除對德奧的所有舊條約

秦暉解釋道:「當時中國只是派出了華工,付出遠小於二戰,收獲也無法與二戰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國借宣戰之機,一舉廢除了對德奧兩國的所有舊條約,不僅終止了德國在華擴張的勢頭,也開啟了此後廢約外交的先河。」

「同時,中國雖然拒簽和約,但仍以戰勝國身份,以參加『一戰』和巴黎和會為契機,開始介入國際事務,參與多邊政治遊戲,並在國際聯盟中積極活動,與清末中國的國際孤立(庚子時甚至是國際厭棄)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秦暉總結說,在當時的國力下,中國通過正確「站隊」兩次成為戰勝國,這對「中國站起來」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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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中華民國在二戰後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圖為抗日戰爭中的國軍士兵。

重大歷史轉折關頭,中共往往作出錯誤選擇

但是,二戰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就在中國大陸奪取政權,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戰略抉擇,投靠了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

在一段今年夏天在網上廣泛流傳的講話中,中國知名宏觀分析師高善文說,在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國總是作出錯誤的選擇」,而「1949年我們跟蘇聯搞在一起」也是「搞錯了」。

他在7月28日在山西證券發表的演說中說:「只是在過去40年,在小平同志的主導下,我們賭了兩次賭對了,這兩次賭對我們就創造了如此巨大的經濟繁榮。」

1978年、1991年,中共兩次「賭對」

這兩次「賭對」,第一次指的是中國1978年開始對外開放,與美國共同對付蘇聯,使中美關係處於「蜜月時期」,與西方世界全面恢復交往。

第二次則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鄧小平作出重要指示:「韜光養晦,絶不當頭」,使中國避免迅速成為美國的下一個對手。緊接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明確表示中國要全面建設市場經濟,使美國認為中國正在向美國的意識形態靠近,從而使中美關係進入了新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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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1979年,鄧小平訪美,與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在白宮會晤

2018中美關係全局變化,中國再次面臨抉擇

按照高善文的說法,經過1949年的一次「搞錯」,以及1978年和1992年的兩次「賭對」,2018年的中國再次面臨抉擇的關口。

在他看來,穩定中美關係是穩定改革開放的大局。「中美關係一旦不能穩定下來,國內什麼事兒都別幹了,什麼證券市場的發展,什麼改革,這些都談不上。」

他說,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已經蕩然無存」,隨著中美關係全局的變化,「中國內政外交的全局正在發生影響深遠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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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下,川普和習近平計劃11月底在阿根廷舉行的G20峰會上會面

二十年來,中共領導人屢次試圖用二戰時期中美合作的歷史,來證明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締造者和捍衛者之一,是美國可以信賴的「負責任大國」。

近來,中國勞工參與一戰的歷史,也開始被用作這種說法的一個論據。

兩次大戰期間的中國政府都是「中華民國政府」

但這種宣傳的可信性仍然存疑,因為很顯然,兩次大戰期間的中國政府都是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和自身國際定位都大相徑庭。

在回顧民國時期的外交成就時,秦暉說,中國在兩次大戰中作出成功決策,是因為當時的政府「選擇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贏家、價值上最文明進步的陣營一邊」,也就是以美、英、法為代表的西方陣營。

兩次大戰的歷史,並不能自動證明當今的中國是可以信賴的「負責任大國」,而只能為北京當局指出吸取前人經驗、走出目前困境的一條路徑。

在這百年間第六次重大抉擇面前,中國將給出何種答案,無疑將對國家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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