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陸正案
判決認定陸正案是邱和順等九人所做。他們看中陸正家裡有錢，於是計畫綁架。76年12月21日，陸正下了課去補習班，出了補習班不久，就在路邊被邱和順等人抓上車。陸正在車上叫喊，邱和順臨時起意把陸正掐昏，然後車行至青草湖畔，在湖畔刺陸正兩刀將他殺死，屍體裝入塑膠袋，放在後車箱。開回邱和順家以後，鄧運振與余志祥去丟棄屍體。
人殺死了，但錢還是要，因此自從綁架陸正之後，他們多次與陸家聯絡，最後商訂贖款一百萬。幾經波折之後，陸正母親邱素蓮攜帶現金，在12月30日清晨到中山高速公路99.9公里處，那裡正好有一個陸橋。邱和順等人從陸橋上用繩子垂下一袋，邱素蓮將贖金放入後，邱和順等人收繩取錢。
陸正的屍體沒有被發現。近十年的死刑案件裡，這是唯一一件沒發現屍體的。很冒險，不是嗎？中國近年幾件著名的冤獄平反案件，例如趙作海、佘祥林，都是因為沒發現屍體就認定是謀殺，結果幾年後，「被害人」忽然返鄉了，才知道被告是冤枉的。
屍體在哪裡，是陸正案的致命傷。不僅因為沒找到，而且因為被告們自白的棄屍地點，上山下海無所不到。邱和順的辯護律師團整理了這些錯亂的自白：
版本一：屍體在頭前溪，衣服在寶山的山上。（77.9.30鄧運振）
版本二：屍體從寶山的山上往溪裡丟。（77.9.30余志祥與陳仁宏）
版本三：屍體在距離新竹火車站車行一、二十分鐘的河裡。（77.10.1陳仁宏）
版本四：屍體在新竹市海邊的一個橋下。（77.10.6, 77.10.8陳仁宏）
版本五：屍體在舊港某橋下的河裡。（77.10.8鄧運振）
版本六：屍體從南寮灣邊堤防丟進水裡。（77.10.9鄧運振）
版本七：屍體丟在崎頂海邊。（77.10.9, 77.10.10鄧運振）
版本八：屍體埋在寶山山上。（77.10.9余志祥）
從九月三十到十月十號，十一天裡供出八個地點，水裡、橋下、山上、海邊……一個屍體到底可以丟幾次？根據被告們的自白，去棄屍的是鄧運振與余志祥，所以他們的供詞應該最重要。八個版本裡，鄧運振一人說了四個，山上、河裡、海邊，余志祥說溪裡與山上。當鄧運振說山上的時候，余志祥說溪裡；當鄧運振說河裡與海裡的時候，余志祥又改說山上；兩個人「捉龜走鱉」，供詞一直兜不攏。後來在法庭審理時，兩人都說，他們沒作案哪知道屍體在哪裡，只好亂講。但是警察當真了去找，找不到，回來就刑求。最後鄧運振偷傳紙條給余志祥，叫他講海邊，終於皆大歡喜，因為丟在海邊就不用找了啊，被海浪捲走了嘛。別人「串供」是為了脫罪，鄧運振與余志祥卻「串供」承認犯罪，可見刑求之烈，他們只能先盡一切努力避免被打，其他的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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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地點裡，「崎頂海邊」最後雀屏中選，因為它最能解釋與掩飾找不到屍體的窘境。判決認定海邊為棄屍地點的理由是自白。當然，這裡指的是把另外七個版本的自白都切割了以後所剩下的，所謂「可採的自白」。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當晚的高潮時間是十一點，因此判決說：「而依同案共犯鄧運振所供述：『晚上9時許，邱和順命伊處理屍體』，則由邱和順竹南住處到崎頂海水浴場，已近晚上11時許，適遇當日高潮，而海水開始要從最高潮變成翌日之最低潮，故屍體往海內丟後，因海水退潮大於漲潮（海水不斷往海岸外退才能變成翌日之低潮），故屍體是不斷往外海漂去，從而無法再漂回海岸，被告2人供述丟棄屍體當日之潮汐，已由最高潮開始退潮，即與找不回陸正屍體一節相符。」
判決此處的論理，將氣象資料當作被告自白的補強證據：十一點開始退潮，十一點多棄屍，難怪屍體漂走了，所以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然而判決根據什麼認定丟屍體是十一點多？沒有證據。被告說九點左右去丟的。判決自作聰明說九點多出發、所以十一點丟屍體剛好，根本是鬼扯。邱和順住在苗栗縣竹南鎮龍昇街（地圖標記A），與崎頂海水浴場（地圖標記B）的直線距離還不到三公里；當年沒有西濱快速道路，但開車走苗栗鄉道，也只要十二分鐘。綜合被告自白與氣象資料，正確的推論應當是：如果被告九點多出發，在崎頂海邊棄屍時，剛好在漲潮，屍體應該被沖上岸而不是漂走。氣象資料不能補強被告的自白，剛好相反，它證明被告自白與事實不符。此判決之不求甚解與不用腦子，又得一例。
判決認為，邱和順殺害陸正的地點在青草湖畔。湖畔哪裡呢？羅濟勳與余志祥指出的地點兜不攏。判決說，反正真的有這麼一個湖，所以供詞雖有些微差距，可能是因為被告對當地地形不熟或者記錯。其實余志祥本來說他們把陸正帶到邱和順家，待了四天，在家裡殺害陸正，然後在寶山挖一個洞埋起來；鄧運振甚至曾經說是他自己殺了陸正！他們的供詞豈止是「些微差距」而已，真真是「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鄧運振、陳仁宏、余志祥都說是用籃子垂降取贖款，但邱素蓮說是袋子，又兜不攏。判決使出「掐壓勒絞」的絕技，說邱和順同時準備了籃子與袋子，所以兩方怎麼說都對！
死因、凶器、現場、跡證，在陸正案裡所剩不多。死因不知道，因為根本沒屍體。凶器據說是藍波刀，據說被邱和順的女朋友吳淑貞給折斷丟棄了。（好個神力女超人。）殺人的湖邊與棄屍的海邊都一無所獲。但是勒贖的部分，跡證倒有一些，包括打電話勒贖的錄音，指示交付贖款地點的紙條，垂降的繩子，與裝贖款的袋子。
繩子與袋子，是從邱和順家裡找到的。邱和順說繩子是他爸爸出海打漁用的麻繩，而袋子是姪兒的便當袋。麻繩與便當袋都是一般家庭裡常見的物事，如何能證明這繩子與袋子是用來勒贖的呢？
扣案一共有四條繩索——其實這是一筆糊塗帳，警察的扣押筆錄裡說扣押麻繩一條，到了偵查卷裡，檢方的扣押清單說有麻繩三條，等到更四從證物庫裡領出來，又變成麻繩四條了，原來麻繩放在一起還會生出小麻繩啊——，兩條直徑一公分，兩條直徑○‧八公分。交付贖金的邱素蓮出庭作證時說，歹徒垂降的繩索直徑是二‧五公分。差太多了？判決說，邱素蓮當時一定很緊張，天又黑，所以目測不準。判決認為就是這幾條繩子沒錯，邱素蓮說繩子「有油味」，就是因為繩子原本用於捕魚，所以有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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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魚用的繩子不是應該有魚腥味，怎麼會有「油味」？沙拉油、機油、嬰兒油、指甲油都是油，但聞起來味道完全不一樣，所謂「油味」到底是什麼味，足以作為指認的依據？魚腥味是很強烈的味道，會蓋過其他的「油味」，怎麼會聞到油味而沒聞到魚腥味？邱素蓮交付贖款時，難道有聞一聞垂降的繩索？判決認為，一個憂心如焚的母親在黑暗中交付贖金，其目測容易有誤，但是卻根據她的嗅覺，來認定這條繩索就是邱和順的犯罪證據。她的眼睛緊張，鼻子就不緊張？
便當袋上面沒什麼可以查的，邱素蓮也說她沒看清楚；因此，繩索是唯一能夠把邱和順與陸正案連在一起的物證。但其聯繫僅靠這個脆弱不堪的證詞：「有油味」＝打漁用繩索。
歹徒要求贖款時，留了好幾張紙條在高速公路上，一關一關的把邱素蓮導引到真正的取贖地點。這幾張紙條上有採到指紋。是誰？邱和順一夥九個人，逐一比對的結果，無一相符。拿過這幾張紙條的人，除了歹徒以外，還有邱素蓮與辦案人員，經過比對，指紋也不是他們的，所以應該是歹徒留下的。也就是說，邱和順等人確實不是歹徒。
筆跡鑑定也沒有結果。刑事警察局鑑定指出，取贖紙條雖是手寫，但是筆畫做作，所以無法鑑定，也就是，與邱和順等人的筆跡並不相符。
判決卻說：「惟雖找不出屬何人所有指紋，亦難憑此即認定被告邱和順等人未犯陸正案。」甚至臆測：「然被告等既有心作案，並預先擬定取贖之計劃，顯早有防範而故意造作失真之筆跡並避免在字條及信封上留存指紋，以免自曝身分，均有可能，故上述無法比對之錄音、字跡及指紋，尚難執以認定被告等未犯案而為有利於被告等之認定。」
上面這兩段話，將本案判決的邏輯展露無遺，就是「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對於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是嚴重的侵害，自不待言；就邏輯上看，則是循環論證，像小狗追著自己尾巴一樣。判決的臆測可以簡化如下：
一、案子就是邱和順等人做的。二、他們避免聲音被辨認。三、他們避免留下真實筆跡。四、他們避免留下指紋。五、所以無法確定是他們的聲音、筆跡、指紋。六、所以案子就是邱和順他們做的。
有罪推定會形成循環論證。「被告有沒有犯案」是審判的待證事項，有罪推定把待證事項當作前提，先認定他們有犯罪，然後推論，結論是：確實是他們幹的。循環論證是無效的廢話：「因為A，所以A」。這種廢話換一個主角也會成立：「案子是胡關寶做的。他壓低聲音所以聲紋比對不出來，扭曲筆跡所以無法辨認，又避免留下指紋，所以案子就是胡關寶做的。」平常人說廢話，頂多遭人白眼；但是判決是一種司法行動，當判決說這種廢話，其效果是將人送上刑場。
不過邱案判決連「有罪推定」，也推定錯。歹徒如果預作防範，無非是寫紙條的時候戴手套；但是那樣的話，紙條上就會完全沒有指紋。紙條上有指紋，就表示判決假想錯誤。歹徒的手確實有接觸到勒贖紙條，而留下了指紋。鑑驗結果不是邱和順的，那就表示歹徒是別人。
要認定被告沒有犯案，判決就左一個「難」，右一個「難」。但是判決要將被告定罪的時候可面無「難」色：被告供詞不一致，就說在哪裡殺人只是細節，反正都說是青草湖邊就好；棄屍地點不一致，就說講崎頂海邊的才是可採的自白，講其他地方的都是不可採的自白；知道晚上十一點之後會退潮，就恣意認定棄屍時間是十一點以後；繩索粗細不符，就說證人看錯；證人一句「有油味」，就說與被告自白相符；找不到證據，就說被告狡猾機警，湮滅證據；自白不合邏輯，就說被告故佈疑陣；自白與事實不符，就說被告記錯了。
歹徒打了十幾通勒贖電話，其中只有一通能夠鑑定。經過聲紋比對，認為這通電話是余志祥打的。這是民國七十七年時做的鑑定，距離邱案定讞已經二十幾年；有許多事情當年不知道，現在知道了。今日的科學鑑識知識告訴我們，聲音不像DNA或者指紋那樣可靠，一個人無法隱瞞DNA或者改變指紋，但是聲音卻可以故意裝怪聲去改變。而且每個人的DNA與指紋是獨一無二的，可以用來判斷是或不是同一人；聲音卻不是獨一無二的，本來就無法用來斷定是或不是同一人。聲紋鑑定技術非常仰賴人為的主觀判讀，所以鑑定者的專業度非常重要，必須摒除自己的成見與偏誤。判決為鑑定人賴錫欽的專業背書，然而監委李復甸在陸正案的調查報告裡指出，根據法務部調查局的聲紋鑑定須知，至少要40個字以上才能做聲紋分析，而且音質要清晰；賴錫欽卻只依19個字「相似」，就判定打勒贖電話的是余志祥。這個聲紋鑑定的分析先天不足——電話錄音雜訊很多，素材很有限；又後天失調——分析結果只是19個字「相似」，為什麼可以驟下結論說打電話的人就是余志祥？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二十幾年前的鑑定水準，不能滿足今天的司法需求。那麼再鑑定一次如何？
不只錄音帶不見了，那時新竹地區曾經在古井裡發現一個十歲男童的屍體，檢察官未解剖、未調查，就讓警察草草掩埋，甚至沒有標記。當邱和順的辯護律師要求調查時，已經找不到埋屍之處。不只陸正案裡的錄音帶與不明男童屍體不見了，柯洪玉蘭案裡，在屍體附近發現的塑膠袋、裡面的殺豬刀、長方形小刀、獸用注射針筒、男性內褲與女鞋，也通通不見了。
有爭議的司法案件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只要辯方聲請調查一個證據，那個證據就應聲不見。好像辯方有一支魔杖，一指，證物庫裡就閃過一道光，然後那個東西就不見了。蘇建和案何嘗不是如此？辯方多少次要求調查兇刀，法院總是說刀不見了；等到二○○三年再審判無罪，檢方一輸，兇刀立刻就找到了。
政黨輪替會令前朝的秘密協議曝光，邱和順案也一樣，如果真想找到柯洪玉蘭案與陸正案的兇手，可能得判被告勝訴，證物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為邱和順案四之三，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