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博物館史第一部博物館法日前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這部博物館專法，開宗明義即說：「為促進博物館事業發展，健全博物館功能，提高其專業性、公共性、多元性、教育功能與國際競爭力，以提升民眾人文歷史、自然科學、藝術文化等涵養，並表徵國家文化內涵，特制定本法」（第一條）。
博物館法的通過使台灣的博物館事業往前邁了一步，但能否達到前述的目標，仍有待政府部門及博物館的實踐。
從歷史的角度，博物館的興起與國家機器的介入有關，它的蒐藏及展示內容，成為宣揚國力與文明的重要環節，因此，博物館的發展史也是政治史、社會文化史的一部分。觀看西方國家重要博物館的展示、典藏，有不少是從殖民地搜括而來的歷史文物，在大英博物館、羅浮宮等博物館流連，有如反芻近代文明演變，以及十八世紀以降的國際競逐與人文思潮，同時反映帝國主義對外擴充的殖民史。
著名東南亞研究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中指出：人口普查、地圖、博物館三者在形塑殖民地的想像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這些工作的表現，就是一種殖民現代性的具體成果。作為被殖民者，台灣博物館發展史滿佈歷史滄桑與政治因素。
日治初期出現在台北城內表町的台灣博物館就是典型例子，他的前身為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商品陳列館，而後更名為殖產局附屬博物館、附屬紀念博物館，所典藏與展示的文物，係台灣本土調查所蒐集的動植物、人類學標本，部分掠奪自南洋其他國家。對日本來說，這座博物館是帝國對殖民地子民與本國國民展示權勢的場域，對台灣而言，它保留殖民主義標幟下走向現代化的印記。在一九四○年代末的後殖民情境中，舉世聞名的故宮博物院出現在台灣，除了顯現中國歷朝皇室貴族、士大夫的生活風貌，亦見證了國共內戰慘敗的國民黨政府倉皇辭廟，文物播遷的歷史場景。
隨著國際政治與社會變遷，形形色色的博物館林立，博物館的意象與功能逐漸多元化。戰後台灣興建的博物館避開殖民地的陰影，著眼於空間與形式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功能性，博物館不僅是文物保護、展現的中心，也應該是文化反省的場域。
今日台灣大大小小的博物館號稱七百座，有雄偉壯闊的故宮博物院，也有散落在偏遠鄉鎮，一年只開放幾天的地方文化館。每個館有各自的宗旨及營運重點，不過，除了幾個著名的公私立博物館，多數體質不佳或尚未建立特色，很容易被不瞭解博物館生態的政府官員、民意代表與媒體打為「蚊子館」。 （相關報導： 邱坤良專欄：大財團的藝文贊助事業─從台新藝術獎談起 ｜ 更多文章 ）
從前述博物館法立法宗旨來看，提升民眾的涵養是博物館存在的重要目標，幾年來許多知名博物館開始不收取門票，並關注如何實踐博物館的社會參與。然而，諷刺的是，一向喜歡「師夷長技」的台灣政府經建發展部門卻反其道而行，以國家財政困難為由，推出「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不僅企圖縮減公立博物館或文化館的預算，還要求增加自償率到3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