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觀點:兩代苦難的終極關懷─科學愛國,民主法治

2018-10-12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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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數十年來在台灣政治學界影響很大。(資料照,取自政大人文中心網站)

胡佛數十年來在台灣政治學界影響很大。(資料照,取自政大人文中心網站)

當代中國政治科學家胡佛院士辭世,海內外悲悼、紀念鮮花及文電紛至沓來,超越世代、學派、黨派。胡先生人格偉大與包容可見一斑,而他對中國統一的忠貞信念,甚至感動立場相左的另一端。唯其間,各界論所不及,念所不知的,卻是胡先生堅苦卓絕的愛國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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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之愛國,絕不僅止於父子兩代對近代中國苦難的疼惜,或對中山先生的追隨與景仰,更奠基於胡先生突破性的科學思想上。我們臺大是學術首府,一定要從知識視野來理解胡先生的歷史貢獻。

近代史不乏愛國科學家,科學是他們報效國家的方法。然而,在胡先生以科學愛國譜成的學術生涯中,科學不是富強工具,科學構成他愛國思想的內涵,他賦予了愛國一種不可取代的科學意義,因此,科學與愛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無此兩端並存,就無法養成胡先生的抵抗精神,開拓他厚達化異的胸襟。胡先生的科學愛國,貫穿他對中國統一的理性主張,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改造,對內閣制憲法的執著不渝,與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痛定思痛。

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性反思

胡先生進入政治學的年代,系統分析正開始大行其道,影響至今不墜。當時,大衛伊斯頓將政治定義為「價值的權威分配」,聚焦在人民權利的維護,並將系統過程區分出兩方面,一是「對系統輸入價值」的過程,二是「從系統輸出分配」的過程,從此定義了爾後半世紀的政治學框架。

其後,有蓋布瑞歐阿蒙德同希德尼佛巴兩人合作,把處理輸入到輸出的「權威」(就是政治系統的結構),分為行政、立法、司法;再蒐集(歐美)人民對進、出兩個過程與對中間的結構所持態度各自為何,據以整理出政治系統的「功能性」文化與「結構性」文化。他們可在不同系統間從事比較,進而分類,用於判斷並解釋系統的穩定程度。

根據胡先生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即使在結構性文化與功能性文化都測得較好表現的情況下,系統未必穩定。

換言之,縱使人民對三權及三權之間的法治關係有充分認知,願意支持,且對系統的輸入與輸出功能有信心,並感到滿意,但系統未必穩定。

他認為,這是由於系統分析忽略人民的兩種文化:一是人民對在結構頂層的系統本身所持的態度,他稱之為「統攝性文化」,即群性;二是底層的個人獲得權威後,能否維持原有態度,他稱之為「政治風格」,即德性。如此頂層與底層補足的系統分析,是匠心獨具!

首先,當統攝性文化欠缺時,人民對系統的認同分裂,我們試著從21世紀體會的話,問題可能是宗教(中東)、民族(東南亞)、移民(歐盟)、地方分權(西班牙)、意識形態(美國)等等,人民原本支持三權結構,因敵我意識高漲,便抵制政府,寧可擱置甚或阻撓法治,來破壞治理。因此,結構性文化看似穩,實則浮。胡先生的名言就是,此刻選民不是選政府,而是選國家,選輸的就不容享有憲法保障。胡先生以「漂浮」形容如此的統攝性文化。系統分析浸淫在天賦人權的設想中,不察天人之間的群性,以致其量表認可的結構或功能文化,泰半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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