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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石之瑜觀點:兩代苦難的終極關懷─科學愛國,民主法治

胡佛數十年來在台灣政治學界影響很大。(資料照,取自政大人文中心網站)

胡佛數十年來在台灣政治學界影響很大。(資料照,取自政大人文中心網站)

當代中國政治科學家胡佛院士辭世,海內外悲悼、紀念鮮花及文電紛至沓來,超越世代、學派、黨派。胡先生人格偉大與包容可見一斑,而他對中國統一的忠貞信念,甚至感動立場相左的另一端。唯其間,各界論所不及,念所不知的,卻是胡先生堅苦卓絕的愛國志業。

胡先生之愛國,絕不僅止於父子兩代對近代中國苦難的疼惜,或對中山先生的追隨與景仰,更奠基於胡先生突破性的科學思想上。我們臺大是學術首府,一定要從知識視野來理解胡先生的歷史貢獻。

近代史不乏愛國科學家,科學是他們報效國家的方法。然而,在胡先生以科學愛國譜成的學術生涯中,科學不是富強工具,科學構成他愛國思想的內涵,他賦予了愛國一種不可取代的科學意義,因此,科學與愛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無此兩端並存,就無法養成胡先生的抵抗精神,開拓他厚達化異的胸襟。胡先生的科學愛國,貫穿他對中國統一的理性主張,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改造,對內閣制憲法的執著不渝,與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痛定思痛。

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性反思

胡先生進入政治學的年代,系統分析正開始大行其道,影響至今不墜。當時,大衛伊斯頓將政治定義為「價值的權威分配」,聚焦在人民權利的維護,並將系統過程區分出兩方面,一是「對系統輸入價值」的過程,二是「從系統輸出分配」的過程,從此定義了爾後半世紀的政治學框架。

其後,有蓋布瑞歐阿蒙德同希德尼佛巴兩人合作,把處理輸入到輸出的「權威」(就是政治系統的結構),分為行政、立法、司法;再蒐集(歐美)人民對進、出兩個過程與對中間的結構所持態度各自為何,據以整理出政治系統的「功能性」文化與「結構性」文化。他們可在不同系統間從事比較,進而分類,用於判斷並解釋系統的穩定程度。

根據胡先生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即使在結構性文化與功能性文化都測得較好表現的情況下,系統未必穩定。

換言之,縱使人民對三權及三權之間的法治關係有充分認知,願意支持,且對系統的輸入與輸出功能有信心,並感到滿意,但系統未必穩定。

他認為,這是由於系統分析忽略人民的兩種文化:一是人民對在結構頂層的系統本身所持的態度,他稱之為「統攝性文化」,即群性;二是底層的個人獲得權威後,能否維持原有態度,他稱之為「政治風格」,即德性。如此頂層與底層補足的系統分析,是匠心獨具!

首先,當統攝性文化欠缺時,人民對系統的認同分裂,我們試著從21世紀體會的話,問題可能是宗教(中東)、民族(東南亞)、移民(歐盟)、地方分權(西班牙)、意識形態(美國)等等,人民原本支持三權結構,因敵我意識高漲,便抵制政府,寧可擱置甚或阻撓法治,來破壞治理。因此,結構性文化看似穩,實則浮。胡先生的名言就是,此刻選民不是選政府,而是選國家,選輸的就不容享有憲法保障。胡先生以「漂浮」形容如此的統攝性文化。系統分析浸淫在天賦人權的設想中,不察天人之間的群性,以致其量表認可的結構或功能文化,泰半可疑。

其次,胡先生憂慮權威人格傾向的政治風格,即曾遭遇強大壓制或剝奪的個人和群體,對權力產生背反的兩種情感:宰制外人的渴望;依附權力的需要。權威人格在殖民統治、階級制度、封建社會下都較易生成,其人擁有權威後,有一種展示權威的心理需要,必須透過不斷超越體制來確認自己權威,因此阻撓了系統功能,破壞了結構文化。

其結果,就算自己對結構與功能都具備充分知識與支持意願,有朝一日掌權,反而變本加厲破壞程序,刻意身在體制之上。1980年代台北市議會有所謂三劍客,已讓胡先生對政治風格有所警覺。

從統攝性文化到政治系統的「群」與「德」

無庸置疑,胡先生心之所繫是台灣問題。自90年代以降的台灣面臨統攝性文化的裂解,導致國內敵我氣氛氾濫,法治崩壞,誠信蕩然,所有法治教育均流於漂浮。我國因為殖民統治,菁英的人格遭剝奪,一旦在位,必受某種掠奪、貪腐、霸凌而不能自已的衝動所折磨。

這種對權力雖渴望卻不確定的焦慮,表現在國際政治上就是對美、日百依百順,尤其是對美國憐愛充滿浪漫想像,此舉斲傷統攝性文化;對內則為所欲為,彼此沒有互尊,不容對方享有權利,以致德性棄如敝屣。

20180310-前總統李登輝出席「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第8屆第1次會員大會」。(蘇仲泓攝)
前總統李登輝執政初期,胡佛就堅持回歸內閣制。(資料照,蘇仲泓攝)

胡先生在李登輝主政初期就堅持回歸內閣制,後人至今才恍然大悟,與所謂他忠於張君勱草擬的五權憲法無涉。

胡先生主張內閣制與他提出憲法權力分統權與治權的理論息息相關,內閣制屬治權,屬於系統分析裡的結構性文化,統權必須與治權分開,不可捲入人事與政治運作,以維持超然,象徵國家統一與穩定。

因此,再激烈或低劣的政治動員,甚至分裂主張,都不及於統權,故不影響人民對統權的共同約束,如此奠定對系統的頂層認同,才能發展出健全的結構與功能文化。

統權是元首權,象徵國家,接受效忠,不受地域、階級、宗教、性別、黨派、職業等等因素影響,超越世俗政治,對具體事件、人事、政策或判決,負有絕對迴避的責任。元首可是世襲皇帝、任期總統、輪值委員、革命黨主席,不一而足,關鍵在維持超然,以免國家成為分裂對象,導致系統失其重心而漂流。

准此,統攝性文化是中國統一與民主法治之間必須的內在聯繫。而統一的中國更能透過統權的確立,化解殖民統治給台灣人民帶來綿延不絕的焦慮,以恢復德性促成法治,取代依附與宰制的惡性循環。

由胡先生字聖西,可窺知他對民主、科學的嚮往。不過,就在他學術生涯如日中天的70年代,胡先生進一步掌握到的,不但是內閣制憲法與行為科學本身的價值,更是民族與道德問題對民主法治文化的制約。

一個缺乏共同民族認同,遭受外族、外敵切割的群,不可能發展出法治意識,結果是,討論稅法的動機無關財政,討論教科書編撰的動機無關教育,討論退休制度的動機無關養老,一切全為對付想像的敵人,系統淪為羅織的場域,言而無信,反覆無常,終至不可治理。

這是何以胡先生晚年念茲在茲要釐清的是,「群」與「德」是系統科學的問題。

「群」的研究與實踐挑戰政治科學的未來

歐美政治科學對群缺乏敏感,在歐美思想傳統中,自我保全的慾望(霍布斯)與天賦人權(洛克)才是耳熟能詳的精髓,以至於透過群的凝聚來維護安全並養成德性的歷史傳統闕如,而今中國崛起,竟視為威脅。

歐美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在近代肆虐全球,實則強化世界各地對群的呼喚。但礙於系統科學話語所限,無論是自省意識濃厚的歐美科學家,或向歐美先進學習的世界各地學者,失去表述群的話語,因此就算他們都追求現代化,總是不能對症處理統攝性文化的困境,甚至認為統攝性文化的提倡,或群的治理能力提升,是對天賦人權的威脅。

胡先生的政治科學研究打開歐美思想傳統迷障,等於把現實世界的折衝與對立,移往思想與哲學層次開展:一方面闡明中國民族主義作為群意識的凝聚,對外有抵抗強權的使命,對內有超然於結構及功能之上的責任;二方面闡明中國的國際治理以群為基礎,其來有自,既鞏固各地統攝性文化,又孕育中國與各國間某種共同未來的統攝性關係,胡先生因而對一帶一路的發展充滿熱情關注;三方面闡明必須有健全的統攝性文化,才有穩定的結構及功能文化,因而挑戰舉世的政治學家,去面對天賦人權思想與群的思想之間多種可能性的整合與分殊。

世人佩服胡先生抵抗強權,推動科學與現代化,堅持內閣制,反對分裂。我們若能再深入追蹤這些思想信念間的內在聯繫,以及共同的科學基礎,就在於胡先生對統攝性文化的探究,便能了解到,為什麼他的意志力能始終不渝。因為,這不是分開在制度、學術、民族三方面的看法,統權、統攝性文化與統一,同是出自一以貫之的科學研究,於是無比強大。其間終極關懷,毋寧是民主法治,當務之急,就是養成健全的群與德。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本文原刊台大校訊,授權轉載。(原標題為:科學愛國:胡佛先生的政治學理、制度主張與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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