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政治科學家胡佛院士辭世，海內外悲悼、紀念鮮花及文電紛至沓來，超越世代、學派、黨派。胡先生人格偉大與包容可見一斑，而他對中國統一的忠貞信念，甚至感動立場相左的另一端。唯其間，各界論所不及，念所不知的，卻是胡先生堅苦卓絕的愛國志業。
胡先生之愛國，絕不僅止於父子兩代對近代中國苦難的疼惜，或對中山先生的追隨與景仰，更奠基於胡先生突破性的科學思想上。我們臺大是學術首府，一定要從知識視野來理解胡先生的歷史貢獻。
近代史不乏愛國科學家，科學是他們報效國家的方法。然而，在胡先生以科學愛國譜成的學術生涯中，科學不是富強工具，科學構成他愛國思想的內涵，他賦予了愛國一種不可取代的科學意義，因此，科學與愛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無此兩端並存，就無法養成胡先生的抵抗精神，開拓他厚達化異的胸襟。胡先生的科學愛國，貫穿他對中國統一的理性主張，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改造，對內閣制憲法的執著不渝，與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痛定思痛。
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性反思
胡先生進入政治學的年代，系統分析正開始大行其道，影響至今不墜。當時，大衛伊斯頓將政治定義為「價值的權威分配」，聚焦在人民權利的維護，並將系統過程區分出兩方面，一是「對系統輸入價值」的過程，二是「從系統輸出分配」的過程，從此定義了爾後半世紀的政治學框架。
其後，有蓋布瑞歐阿蒙德同希德尼佛巴兩人合作，把處理輸入到輸出的「權威」（就是政治系統的結構），分為行政、立法、司法；再蒐集（歐美）人民對進、出兩個過程與對中間的結構所持態度各自為何，據以整理出政治系統的「功能性」文化與「結構性」文化。他們可在不同系統間從事比較，進而分類，用於判斷並解釋系統的穩定程度。
根據胡先生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即使在結構性文化與功能性文化都測得較好表現的情況下，系統未必穩定。
換言之，縱使人民對三權及三權之間的法治關係有充分認知，願意支持，且對系統的輸入與輸出功能有信心，並感到滿意，但系統未必穩定。
他認為，這是由於系統分析忽略人民的兩種文化：一是人民對在結構頂層的系統本身所持的態度，他稱之為「統攝性文化」，即群性；二是底層的個人獲得權威後，能否維持原有態度，他稱之為「政治風格」，即德性。如此頂層與底層補足的系統分析，是匠心獨具！
首先，當統攝性文化欠缺時，人民對系統的認同分裂，我們試著從21世紀體會的話，問題可能是宗教（中東）、民族（東南亞）、移民（歐盟）、地方分權（西班牙）、意識形態（美國）等等，人民原本支持三權結構，因敵我意識高漲，便抵制政府，寧可擱置甚或阻撓法治，來破壞治理。因此，結構性文化看似穩，實則浮。胡先生的名言就是，此刻選民不是選政府，而是選國家，選輸的就不容享有憲法保障。胡先生以「漂浮」形容如此的統攝性文化。系統分析浸淫在天賦人權的設想中，不察天人之間的群性，以致其量表認可的結構或功能文化，泰半可疑。 （相關報導： 游盈隆專欄：心繫台灣民主，魂牽中國統一，永留正氣在人間─憶授業恩師胡佛院士 ｜ 更多文章 ）
其次，胡先生憂慮權威人格傾向的政治風格，即曾遭遇強大壓制或剝奪的個人和群體，對權力產生背反的兩種情感：宰制外人的渴望；依附權力的需要。權威人格在殖民統治、階級制度、封建社會下都較易生成，其人擁有權威後，有一種展示權威的心理需要，必須透過不斷超越體制來確認自己權威，因此阻撓了系統功能，破壞了結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