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也是一種反抗！《一九八四》重回暢銷排行榜，俄國讀者借鑑反思當前局勢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克林姆林宮將這場戰爭包裝為「特殊軍事行動」，聲稱要幫助烏克蘭「去軍事化」、「去納粹化」，與此同時，許多俄羅斯人意識到他們已經墜入歐威爾式的現實。俄羅斯官方的假錯訊息滿天飛，言論控管愈發嚴格，許多敏感詞彙被禁用、替換成冠冕堂皇的政治宣傳，對異議份子的鎮壓行動也愈來愈嚴厲，俄羅斯人猛然發現，他們曾經在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裡頭讀過他們當下的生活。《一九八四》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出版於1949年，描述打著永久戰爭的極權政體，2022年，這本經典成為俄羅斯的暢銷書，莫斯科的林蔭道上，加里寧格勒的度假海灘上，走到哪兒都有人捧著這本小說閱讀。

烏克蘭戰爭期間，《一九八四》不是唯一吸引俄羅斯人的書籍。隨著俄羅斯經濟衰退，當局頻頻頒布針對反對派的新法，加上俄軍在烏克蘭行動失利的新聞，俄羅斯人的書單也悄悄改變了。透過閱讀清單，可以觀察俄羅斯人如何解讀、消化現實，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轉向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根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專文，俄羅斯人減少購買商業理財和自我提升書籍，而選擇讀更多小說；他們需要逃避現實，羅曼史、奇幻、科幻、推理類的書籍銷售量醒目成長。

今年，諜報主題蔚為風潮，書籍、電影、電視劇，到處都是間諜，冷戰氣氛捲土重來，因為克林姆林宮向大眾宣告，眼下他們作戰的對象並非烏克蘭，而是「西方國家集體」（collective West）。這股風潮同時反映了普京（Vladimir Putin）任內的俄羅斯，對內賊和外國特工抱持何種偏執的妄想。

不過俄羅斯人書單最有趣的部分，在於非小說類。2022年2月烏克蘭戰爭開打後的兩個月，這段期間，俄羅斯知名電商平台「Ozon」的暢銷書榜首是《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的俄語譯本，原作者維克多．法蘭克（Viktor Frankl）是奧地利精神病學家，也是大屠殺倖存者。《活出意義來》德語原著出版於1946年，當時書名為「心理學家在集中營的經歷」，法蘭克探索人如何在最糟糕的逆境與壓迫中，找到力量和韌性克服環境。 （相關報導： 挑戰西方對國際金融的控制！《經濟學人》：數位支付系統正改變全球金融 ｜ 更多文章 ）

書市數據顯示，俄羅斯讀者對納粹德國出現很大興趣，不過這當然不代表政治宣傳底下「偉大的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即二戰期間的德蘇戰爭）高唱的英雄主義在現代俄羅斯復甦。根據教育程度較高的讀者的消費資料，最受他們歡迎的書籍是一系列新譯的歷史書，包括賽巴斯提安．哈夫納 （Sebastian Haffner）的《破解希特勒》（Defying Hitler: A Memoir）。書中透過年輕律師的視角，記錄1930年代的德國如何朝極權演變，俄羅斯讀者肯定從中認出普京政權的類似舉措，例如迫害異議份子，重現納粹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概念，整合公眾生活與當局的政治意識形態。平民百姓服從政府，或者嘗試在噩夢般的現實孤立自我，這些書裡的內容，俄羅斯讀者都體會到了。

歷史學家尼古拉斯．斯塔加德（Nicholas Stargardt）著作《德國人的戰爭》（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45）也在俄羅斯暢銷，俄文版書名譯作「動員的國家」。《德國人的戰爭》探討二戰期間的大眾行動，包括他們支持國家的情感動員，這本書會受到矚目，也許是因為俄羅斯人發現，自己和近百年前的德國人一樣動員了起來，因而產生共鳴。

閱讀推動反思俄羅斯的集體罪責

除了指認納粹德國與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之間有何重疊，愈來愈多俄羅斯人與二戰期間的德國人一樣，開始思索集體的惡，以及他們對於俄軍暴行、當局政權的責任。就這點來看，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1945年的演講集《德國人的罪責問題》（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於絕佳的時間點在俄羅斯出版。

集體罪責與集體責任的問題，在烏克蘭戰爭開打之後，就立刻在俄羅斯社會引發關注，而且議論還沒有結束。罪責和責任的區別是什麼？如果一個俄羅斯人自認自由派、擁護民主、親西方立場、反對普京政權，這個人應該要對現況感到罪咎或是責任感呢？人們該不該、或能不能採取更多行動反對普京？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納粹德國期間流亡，他曾對美國政府加諸流亡者的限制而感到憤怒，曾在信件中寫，他比美國還要早開始與希特勒（Adolf Hitler）作戰。

《德國人的罪責問題》讓俄羅斯人罪責的議論稍微清晰了一點。一些人對俄羅斯整體的犯罪負有法律責任，還有一些人背負不同程度的道德責任。隨著戰爭持續，俄羅斯的孤立狀況愈來愈明確，這些反思和討論就變得愈發尖銳。有人認為，正如哈夫納所寫，獨裁者在佔領其他國家之前，就已經佔領了自己的國家；有些人則持反對意見，他們不認為俄羅斯人屬於受害者。

如果這樣的討論持續下去，俄羅斯公民社會的狀況可能比想像樂觀，至少留下的人和離開的人之間的隔閡並非無法跨越。目前在俄羅斯，任何形式的公開抗議都是違法的，在這樣的箝制下，閱讀也成為一種反抗。藉由購買納粹德國相關書籍，俄羅斯人將普京政權與史上最壞的極權政體並列而置。

蘇聯黑歷史非普遍認知 俄民眾傾向閱讀他國獨裁歷史

不過俄羅斯人選擇納粹德國當作比擬對象，是個有趣的選擇，因為普京的俄羅斯與共產蘇聯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尤其1940年代至1950年代初期，史達林（Joseph Stalin）統治時期，人們對潛在的叛徒、間諜和所謂「無根的世界主義者」（rootless cosmopolitan）疑神疑鬼，並對這些人進行迫害，這些行為與現在俄羅斯將異議份子貼上「外國代理人」（foreign agent）民族叛徒標籤的趨勢沒什麼區別。 （相關報導： 挑戰西方對國際金融的控制！《經濟學人》：數位支付系統正改變全球金融 ｜ 更多文章 ）

為什麼俄羅斯讀希特勒而不是史達林，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蘇聯時期少有描述當時社會的大眾文學作品。俄羅斯出版了許多研究蘇聯時期的優秀學術書籍（也有很多造假的垃圾），不過學術書籍的目標讀者群非常小，而且向大眾揭露史達林惡行的風潮已經遠去。和一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不同，蘇聯的黑暗過去對現今俄羅斯大眾而言不是基本常識，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更願意讀外國歷史，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撐起納粹德國書籍銷量的人，都算是知識分子階層。

不只納粹德國，過去歐洲的獨裁政權歷史也成為俄羅斯人的借鑑。國際政策專家亞歷山大．鮑諾夫（Alexander Baunov）的著作《政權的終結》（The End of the Regime: How Three European Dictatorships Ended）已經好幾刷，這本書專為俄羅斯讀者而寫，講述西班牙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權、葡萄牙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政權和希臘軍政府（Greek junta）的發展與垮台。這本書沒有直接提及普京，不過讀者都能從中找到連結，而且他們也希望普京政府垮台、或至少放鬆治理模式，鮑諾夫的書讓他們看到一線希望。

外資書籍必須明確標示，反吸引民眾閱讀「禁書」

克林姆林宮的新政策可能也在助長這股閱讀風氣，從而對政權產生不利影響。2022年當局修改了外國代理人法案，要求所有外資投注的書籍、文章等出版物必須清楚標示。許多優秀、暢銷的作者都被標示為外國代理人作品，鮑里斯．阿庫寧（Boris Akunin）、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Lyudmila Ulitskaya）、迪米崔．高佛斯基（Dmitry Glukhovsky）、迪米特里．貝科夫（Dmitry Bykov）都在其列，不過正如俄羅斯諺語「禁果格外甜」，外國代理人標籤正好吸引對普京政權不滿的讀者。 （相關報導： 挑戰西方對國際金融的控制！《經濟學人》：數位支付系統正改變全球金融 ｜ 更多文章 ）

由於人們無法公開抗議，他們藉由不同的形式表達抗議，他們閱讀禁書以及對當局不利的書籍。乍看之下，這種形式的反抗對政權來說不痛不癢，對於持續一年多的烏克蘭戰爭來說尤其如此，特別是大多數俄羅斯人表達自己支持戰爭。然而反抗閱讀的效果不該被輕忽，俄羅斯公民閱讀的書將會形塑他們的價值觀，這點對俄羅斯的未來相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