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許多深藍人士提到「二二八事件」,為了彰顯當年政府鎮壓民變的正當性,又不想得罪中共,故意製造日本人煽動台灣「皇民」起來造反毆打外省人的謠言。倒是彭孟緝本人,在升任警備總司令後就對「二二八事件」的背景作了詳細的調查,最後的結論是沒有日本人參與的跡象,倒是有共產黨在背後煽動民變。
凡是對彭孟緝報告有所瞭解的人,相信未來不會再用所謂「皇民造反論」來緩頰國民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鎮壓,因為那事實上從頭到尾就是國共內戰的重要一環。國軍因為抽調了整編第21師來台灣.導致後來張靈甫對山東還有胡宗南對陝北的進攻都遭遇失敗。縱然並非所有死在「二二八」的台灣人都是匪諜,但中共還是利用了台灣事變為內戰的勝利打下基礎。
國共內戰的兵敗如山倒,令蔣中正在1949年1月5日指派親信陳誠接替立場溫和的魏道明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然後由第二任「警總」總司令彭孟緝出山擔任首任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這段時間彭孟緝一邊以霹靂手段對付匪諜,一邊則透過以往在軍中的人脈招募人才,壯大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影響力,直到政府順利遷徙到台灣後才在1949年12月20日功成身退。

不民主的「民主先生」
從保衛台灣免於赤化的角度來看,轉型為保安司令部的「警總」確實有不可抹煞的貢獻,他們積極與軍方的保密局配合,破獲瓦解了無數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潛伏在島內的組織。若沒有他們的努力,包括鎮壓反革命、反右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發生在大陸的政治運動都可能發生在台灣,後果實在是不堪設想。
不過在偵辦匪諜的同時,我們也不可否人有許多的冤案發生,因此從中華民國人權立國的角度來看,「警總」的形象無疑是負面的。如果彭孟緝沒有我們想的那麼壞,那麼製造這些冤案的罪人是誰呢?根據郭冠佑的考證,可能會讓讀者們非常訝異,其實外號「民主先生」,接替彭孟緝出任台灣省保安司令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背負了更多的責任。
吳國楨是第一位兼任台灣保安司令的台灣省主席,而在他任內所破獲的匪諜案比起彭孟緝而言只能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包括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還有暗中為共軍服務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以及替吳石傳遞情報的朱諶之都是在這段時間落網。著名的鹿窟事件,同樣是在吳國楨擔任保安司令時的1952年爆發。
搗毀中共在台地下組織,無論從當今國民黨還是主張「抗中保台」的本土派人士眼中都應該是大功一件,然而吳國楨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對參予學生運動的青年學子相當殘酷。原來過去在上海擔任市長的吳國楨,本身就是中共發動「反內戰、反飢荒」學運的苦主,對中共利用學生反政府的手段深惡痛絕,對待被中共利用的學生也毫不留情。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再論「非共而不反共」政策何以在台灣無法推行? | 更多文章 )
比如保安司令部在1950年11月破獲的台灣青年自治同盟案,還有1951年9月的師大附中案都是以校園為主要目標的政治案件,遭迫害者不是學生就是教職人員,顯見吳國楨對青年知識份子的痛恨。不過因為吳國楨後來與蔣氏父子交惡,並因此而流亡美國成為「政治受難者」的原因,反而台灣沒有人去追究吳國楨「迫害人權」的責任,確實是讓人無限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