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台灣想推動「非共而不反共」政策，實際上是比新加坡與南韓更加困難的，同時受制於本身的憲政以及與對岸相比實力懸殊的雙重影響。如今南韓不只面積與北韓相當，經濟以及傳統軍事力量都發展的比北韓完善，只差沒有核子武器而已。或許這也是為何北韓金氏家族時常出爾反爾，破壞與南韓之間協議的關鍵原因，因為持續遵守下去的結果就是大韓民國統一整個韓半島。
過去兩岸能夠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前提下發展經貿關係，來自於大陸的經濟實力還有軍事實力都不足以單方面改變現狀，只能夠靠單方面讓利來穩住台灣不走向法理台獨。如今野心勃勃的習近平已大權在握，中共的經濟還有軍事實力都有了顯著的提升，更不會給台灣推行「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空間。
難以推行與蘇聯的真正和解
1968年蘇聯與中共的關係全面惡化，莫斯科從牽制北京的角度出發派遣特工葉夫根尼耶維奇·路易（Vitaly Yevgenyevich Lui）化名路易斯（Victor Louis）訪問台北尋求合作。這一度讓蔣中正看到了反攻大陸成功的希望，主張中華民國應該將老朋友美國與新朋友蘇聯團結起來，攜手合作推翻紅色政權，讓他能在去世前重返大陸故土。
事實上在路易斯造訪台灣以前，就已經有部份歐洲共產主義與台灣接觸。比如在狄托（Josip Tito）領導下，關係與蘇聯不睦的南斯拉夫，就曾經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時批評毛澤東破壞區域和平。等到路易斯訪問台灣後，中華民國得以透過西歐的第三國同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以及匈牙利等華沙公約組織國推動經貿交流，算是大幅提升了實質關係。
然而中華民國與蘇聯在歷史上有太多相互出賣的歷史，使得雙方很難建立起真正的互信。在國共合作北伐的時代，史達林（Joseph Stalin）曾有意扶持蔣中正成為中國「非共而不反共」的領袖，結果蔣中正發動清黨狠狠捅了史達林一刀。接著到了二戰爆發時，蔣中正再次不給援助國府抗日的史達林顏面，在國際聯盟大會上放縱西方國家驅逐蘇聯，逼得史達林決定徹底與蔣中正翻臉。
所以等到國共內戰爆發後，史達林雖然表面上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實際上卻暗中扶持中共叛亂，直到成功將蔣中正驅趕到台灣為止。從蔣中正到台灣以後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來看，即便毛澤東在60年代已經成為雙方共從的敵人，台北與莫斯科累積多年的敵意還是難以消弭。
在蘇聯的想定中，推翻毛澤東後的優先考量是從中共政權裡尋找親蘇的夥伴來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支持蔣中正反攻大陸。而期待美國與蘇聯團結起來支持自己反攻大陸的想法，更可看出晚年蔣中正對世局的研判已大不如前。美國與蘇聯無論對中共的立場如何，都是將對方而非中共視為頭號敵人看待，又怎麼可能為了蔣中正的反攻大業調整敵人的順序呢？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非共而不反共─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根源 ｜ 更多文章 ）
反共抗俄意識形態難以撼動
鑒於蘇聯的終極目標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親蘇政權，最多只願意把長江以南的土地讓給中華民國，形成兩個中國的態勢，台北與莫斯科的合作難以推行下去。但是除了現實的理由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導致蔣中正沒有辦法與共產主義國家合作，那就是台灣以《蘇俄在中國》為基礎建立的反共抗俄意識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