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王朝時代）的中國，家族、村莊、公會等社會集團（中間團體）並不具有如日本或西歐般堅固（或曰穩定）的約束力。不只「升官發財」的管道極多，由於家產均分慣習、身分制度無法世襲等現象所帶來的階層下降壓力也極高，加上居住地與產業的選擇很多，使得各種中間團體與居於其中的人們，在垂直與水平的雙向流動上都十分劇烈，這也是中國高度的「社會流動性」形成的因素。
這是聯經出版的《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2：江南的發展》其中一段摘文。有很多文藝青年老愛講一些「人類的品格沒有跟隨歷史進步」之類的文藝腔，但仔細思考就會發現他們講的好像也沒什麼錯，因為人類政治新制度大多數都因生活技術改變而產生。例如人類開始農耕後，過去因遊牧、漁獵、採集發展出來的制度很明顯就必須隨之改變；而我們現在的法律制度，也必須隨著電腦、網路被普遍使用而做出調整。也就是說，人類社會制度的改變調整，還真的跟什麼「品格」、「道德」沒什麼關係。
「極權」需要有足夠的科技力才能做到
不過「革命分子」為了煽動群眾一起「不斷革命」的熱情，把因應不同生活方式而「產生」的政治制度，和「善惡」連結起來──當然「革命志士」要革除的隊像一定是惡的、而他們提倡的新制度則是善的。也因為「革命」的這種需求，專制和封建這兩種完全不搭嘎的政制，往往被綑綁再一起成為革命分子「革命」的對象。在革命狂熱的一百多年後，我們總算可以用比較中性的角度，去重新檢視人類社會過去的政治制度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名著《極權政治的起源》（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中，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展的極權政治，在科技的進步下，對於民眾的控制幅度是過去的統治者難以匹敵的。換句話說，19世紀之前別說大部分的區域都沒有專制的技術，大部分都使用封建制度，就算在東亞大陸等少數發展出專制技術的區域，控制的幅度遠不及大家後來看到的各個專制政權──不是以前的人心腸比較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科技支撐不起他們這樣亂搞。
了解「專制的程度取決於科技發展」之後，我們再回顧過去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以前惡名昭彰相對於封建制度的「帝制」、或是跨區域統治的「帝國」，其統治下人民自由度和社會流動性，恐怕都遠超過「封建主」統治這種形態──再度強調，因為當時科技發展讓「專制」只能到那種程度，不代表以現在的科技執行「專制」還能有那樣的社會自由度，所以不用幻想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統治台灣，大家還能維持一開心或不開心都可以毫無負擔地罵政府這種日子。 （相關報導： 風評：《鏡電視》案和裴偉是不是好人無關 ｜ 更多文章 ）
「帝制」是組織扁平化
商業公司組織在某個時間點，忽然開始了一場「扁平化」組織的變革，簡單說在公司老闆下來，頂多有一層中階主管，再來就是基層員工了，甚至有些公司會強調公司每個員工都可以直接和老闆溝通。比較傳統科層組織、扁平化組織的好處是效率更好，起碼不會有一張公文要經手十幾個人那種公文旅行的浪費時間，當然對老闆來說，直接面對基層可以減少很多中間幹部上下其手、欺上瞞下的流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