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時分，天氣回暖，陽光微露，我決定繞著中正紀念堂公園走一圈。上回遊走中正紀念堂已是三年前的事兒了。那時，疫情初起，園區裡，遊人稀稀落落，不似今午，遊人如織，笑語滿園。
再往前，像這樣繞著紀念堂走上一圈兩圈，已經是30年前的往事了。
那年，我乍入商海，一不小心，以名為「萬家燈火百家姓」的規劃案，贏得了觀光局「台北燈會」的標案。彼時，台北燈會固定在中正紀念堂舉辦，生肖主燈矗立在兩廳院中間的旗杆處，觀光旅遊業者捐獻的花車，則環繞擺放在紀念堂四周的人行道上。
92年，生肖屬猴，主燈「齊天大聖」，由著名的雕刻家楊英風的公子楊奉琛得標。我公司得標的部分包括設計、規劃觀光旅遊業者和廟宇捐贈的燈車、大小花燈、賞燈動線規劃、活動行銷等繁瑣任務。為求使命必達，燈會前一、兩個月直到燈會結束，我繞著紀念堂不知走了N回。走著走著，回想從前種種，忽有所悟，原來，早在求學時、服役時，我就和中正紀念堂結下了若即若離的緣分呢。
1975年4月6日，老蔣崩逝的第二天(沒錯，外省第二代家庭，私底下，很少人稱他總統蔣公，絕大多數的人不是喊他蔣老頭子，就是直呼老蔣、蔣介石)，早上10點鐘那堂課，是朱堅章老師的《西洋政治史》。上課鐘響，朱老師帶著一絲嚴肅走進教室，劈頭就要我們思考蔣總統的遽然逝世和台灣未來政局發展的問題。不，不是思考，是要我們回答這問題。
全班同學面面相覷，無人回答。朱老師再出題:那說說你們對蔣公遺囑的看法吧!我靦腆地將手舉了一半，朱老師似乎早就料到了我有意見，不讓我有猶豫的機會就點了我的名。
記得，我當很大膽地將老蔣的遺囑和國父遺囑做了比較。我說，總統蔣公(抱歉，公眾場合、課堂之上，我得恭謹些)不應該在遺著中提及宗教，遺囑中將對黨員的訓示，與對國人的期盼並列，混淆了黨國的分際，透露戰後最後一個軍事強人全盤掌控的心理。整體而言，孫中山的遺囑，勉勵同志喚醒民眾，爭取中國自由平等，廓然大公，胸襟懷抱，猷勝蔣多矣。
語畢，我訕訕地坐下，朱老師用不知是嘉許還是鼓勵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說道:不失為一個蠻有意思的觀察。說實在的，從父執輩那兒聽來許多有關蔣老頭子的軼聞，20歲的我，很難欣賞這般偉大的領袖。
老蔣靈柩暫厝慈湖後不久，行政院決定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左側、陸軍司令部原址、也就是信義路、中山南路、愛國東路、杭州南路的大街廓，興建中正紀念堂和國家兩廳院以茲紀念。我依稀記得，大眾媒體對於這項決策，很含蓄地的討論了一番，基本擁護。
對於這檔子事，年少輕狂的我，極為反感；總認為，老蔣又不示像孫中山一樣的偉大，搞甚麼紀念堂？那是搞權威崇拜，搞偶像崇拜。
將近半個世紀後的這個午後，走在蒼蒼鬱鬱的園林裡，卻有些不一樣的感懷。青春已逝，叛逆不再？抑或是人生歷練，看破了人間事？ （相關報導： 蔣介石、宋子文為史迪威事件鬧翻：《重探抗戰史3》選摘（2） ｜ 更多文章 ）
1976年，中正紀念堂動工，我大學畢業了，入伍服預官役沒幾天，毛匪澤東死了，六個月預官訓結束後，莫名其妙地被挑選到金門兩棲偵察營擔任政戰官。那一年，金馬情勢頗為緊張，山雨欲來風滿樓，營裡來自山東、廣東和福建的老士官長們，滿懷鄉愁，夾雜著老蔣反攻大陸誓言落空的埋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