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專訪德國小說家施益堅：台灣人很熱情友善，台灣料理比德國料理好吃很多倍，台灣沒有真正的冬天

作家Stephan Thome （施益堅）是德國文壇閃耀的明星。他十多年來定居台灣，對台灣的各項發展有深入的觀察。專訪中他不只談小說，也談及對兩岸和區域安全的看法。

施益堅最近出版的小說Pflaumenregen （中文暫譯：梅雨）描述一個台灣家庭如何見證日本殖民、國民政府來台、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和對社會及個人的衝擊。施益堅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中談到寫這本小說的動機，以及他對台灣的情感和對兩岸局勢、區域緊張的憂慮。

德國之聲：您去年在德國出版了一本新的小說Pflaumenregen （中文暫譯：梅雨）。請問您為什麼會寫一本主角是台灣人，而且發生在台灣的故事？而您是個十足的德國人。

施益堅：我的書其實大部分都在台灣寫的，在德國出版，在德國舉辦朗讀會。德國記者常常問我，我既然住在東亞為什麼老寫德國的故事，不寫有關台灣或東亞的故事。其實我一直有這樣的意圖，只是覺得自己可能還不夠格動筆寫這樣的小說。我覺得，如果有人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看到很多新鮮的事物，這些會給你許多啟發；如果你剛好是一個喜歡寫東西的人，很可能就會立刻動筆寫當地的故事；但等你在一個地方住了兩三年之後，可能意識到自己對當地的了解其實不足夠。比如我1996年第一次在南京學中文，中間曾短暫到台灣拜訪朋友，這些經驗對我而言相當的新鮮有趣。兩年後，我寫了一個長篇的小說，把我在中國和台灣的經驗當作背景，而書中的男主角其實就是我本人的化身；但當我現在回頭去看那些稿子的時候，就覺得很尷尬。發現那本小說沒有多少價值。

再等久一點之後，也許10年之後，你對一個地方變得很熟悉，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台灣對我的意義是什麼，我會說台灣是我第二個家；這樣的回答是對台灣的肯定，也是一種深刻的紐帶。我寫《梅雨》這部小說，就是經歷了這些過程後才下筆的。我在台灣住了很久，做研究，讀台灣歷史，研究台灣文化，但是我原先的單身生活其實還是處於比較邊緣的位置。那時的我和許多也是外國人的朋友經常相處；直到婚後，每周日去岳母家吃飯和我妻舅跟其他家人吃飯聊天，這種接觸會培養出直覺性的瞭解和默契，看到台灣家人彼此溝通的方式，他們會談論什麼話題或是避免什麼話題等等；如果沒有這些經驗，我想我至今還是不敢寫這樣的小說。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搞公投自取其辱，逼年輕人當砲灰，普京玩起「俄羅斯輪盤賭」 ｜ 更多文章 ）

寫這部小說對我而言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很多西方人寫有關異文化的小說，異文化其實只為他們的作品提供了奇幻美麗的神秘背景，故事的脈絡還是以西方人的視角為主。但台灣對我而言不是個神祕的地方，我喜歡台灣，我愛台灣。神秘表示一種距離，因為不了解才會覺得神秘。我住在台灣，在台灣有家人；所以我要寫一本以台灣為主角的故事。這本書當然是為德國讀者寫的，但我不是要讓他們讀到一個神秘漂亮的背景，而是要他們更了解台灣的本質；而「台灣認同問題」就是此書的本質。書中有自認是日本人的台灣人、有外省台灣人、有福佬台灣人等等。「台灣認同問題」才是我覺得台灣最特殊的地方，也是我對台灣最感興趣的地方。

台灣是一個有多元文化的地方；台灣認同的過程歷經20、30年還在進行中，還在發展中。對我來說，這才是這本小說的重點。

德國之聲：所以這本書是一個尋找「自我認同」、「台灣認同」的過程嗎？ 您想表達什麼？ 施益堅：如我剛剛所說，台灣認同的問題還在發展中，還沒有具體答案。如果有人說他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麼他得先說明什麼是台灣人，什麼是中國人。像您在一開始稱我為十足的德國人，讓我想到那麼十足的台灣人是什麼呢？到底一個祖先從中國來的台灣人是台灣人？還是原住民才是真正的台灣人？

我覺得德國讀者對這個問題無法真正體會，因為很多德國人常常覺得：認同應該是一個單純的東西。目前30%的德國人有移民背景，這些第二代或是第三代移民他們覺得自己是德國人，可是很多原來就住在德國的人並不認同他們是德國人，繼續稱他們是土耳其人或是義大利人。所以我們必須質問「單純認同」的觀點，探討每個國家的認同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其實不只是移民的後代，以前住在東德的德國人，他們沒有搬家，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結果他們的國家一夕間消失了；原本住在西德的德國人他們可能無法了解「東德人」的認同問題以及認同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因此我雖然寫的是台灣小說，我其實也在處理德國人關心的議題。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搞公投自取其辱，逼年輕人當砲灰，普京玩起「俄羅斯輪盤賭」 ｜ 更多文章 ）

德國之聲：台灣和德國之間有太多的隔閡，在一般德國人不了解台灣的情況下，您如何幫助德國讀者來閱讀這本小說？

施益堅：經過和編輯的討論之後，我們在小說最前面放一個台灣地圖，書的最後面有一個北台灣的局部地圖，明白標示基隆、瑞芳、金瓜石、九份等故事發生的地點；後面有一個角色的名單，特別有些角色在故事發展的過程中改變名字，所以角色名單就變得更為重要。另外還有一個詞彙表，簡單解釋如阿嬤、唉呀這些詞彙的意思，這些加註說明希望可以幫助德國讀者更容易讀懂故事的內容。很多異文化的東西不是一看就懂，但經驗告訴我，實際上存在一種人性的普遍性；比如小說開始的第一個場景是當時8、9歲的小女孩Umeko （中文名字：李靜梅） 像飛一樣的跑去學校，因為學校操場正在舉辦棒球賽，而金瓜石中學棒球隊的先發投手就是她的哥哥，比賽氣氛非常緊張；後來在朗讀會上，多位德國讀者稱:Umeko 看球賽緊張的情緒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可見德國讀者雖然不懂棒球規則，但他們還是可以感受到這個小女生的緊張情緒。所以重點不是棒球場發生的事，而是主角內心的感受。我覺得情緒的感染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種普遍性的東西。我第一部小說《邊境行走》是一個非常德國的故事，故事圍繞著一個德國民俗節慶，也就是每七年舉辦一次的「踏境節」，其中有很多祭典儀式，儀式結束後大家會喝啤酒聊天。我記得在小說中文版即將上市前，我很擔心台灣讀者會對德國的節慶感到陌生，但後來有台灣讀者指出這樣的慶典和台灣的媽祖遶境很相似。因此德國和台灣雖然有很多文化上的隔閡，但也有很多共同點。所以文化差異對我而言是一個挑戰，但不一定是一個阻礙。我自己很喜歡看異文化的作品，我可能無法完全懂故事的內容，但也不是完全不懂。不管是日本人、台灣人、還是德國人，基本上都還是人，大家還是可以感受到對方的憂慮或是擔心，所以文化脈絡的差異其實還是可以跨越的。

德國之聲：您為什麼會選擇在台灣定居？

施益堅：這要從我讀完哲學博士後開始說：拿到博士學位後我開始找工作，可是一個哲學博士能做的工作不多，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有一天我逼不得已去了社會局想要申請針對失業人口設計的社會補助金。櫃檯的女士問我有沒有中學畢業，我回答有。然後她接著問有沒有高中畢業，我告訴她有，我甚至有博士學位；那位女士就滿臉疑惑的問我：那麼你在這裡做什麼。這句話有如當頭棒喝。對啊？我到底在做什麼？我既然在德國沒有前途，我就問了一個在台灣中研院工作的朋友，問他我在台灣有沒有機會，所以2005年我到了台灣。當時我也沒料到在往後的六年會留在台灣，分別在中研院、台大、國科會和其他單位工作。

後來留在台灣是因為我老婆的緣故。我從高中起，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作家，所以2005年我到台灣後，白天工作，晚上和周末寫小說。四年後出版第一本小說《邊境行走》（Grenzgang），這本小說在德國賣得很好，也得了獎，所以我決定放棄學術生涯，專心寫作。我想我如果住在德國，會比較方便參加朗讀會、書展、及其他藝文活動，因此我決定回德國定居；但就在離開前，機票已經買好了，我突然愛上一個台灣女生。但我還是決定自己一個人先回德國，然後展開遠距離戀愛。有一段時間我在葡萄牙寫小說，女朋友在台灣，我們每年只有一、二次機會可以見面。遠距離戀愛剛開始的時候還行得通，但到了某個時刻，某個年齡就必須做出選擇，如果兩人要在一起最好住在同一國家，所以2015年我回到台灣。我妻子在台灣有工作，而我是獨立的作家，住在哪個國家其實沒有太大差別，所以我就來台灣定居。

德國之聲：在台灣居住和在德國有什麼不同？

施益堅：我已經習慣遊走在兩個地球板塊間，我常說：台灣是我第二個家，這就意味著德國是我的第一個家。但無論如何我在兩個地方都不陌生，都覺得很舒服。我父母和家人，還有我最要好的朋友都在德國，所以我常想念他們。我每次回德國都很高興地和他們聊天、吃些家鄉菜。每次去柏林還會去以前當學生時常去的酒吧喝酒。每一次都感覺自己回到很熟悉的地方。可是當我回到台灣，那種熟悉的感覺也差不多，我很愛我老婆，我在台灣也有一些朋友。我覺得兩個國家的確不一樣，可是生活的本質沒有太大的差別。在台灣我住在一個現代的大都市，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台灣我白天都在寫作；如果在台灣，晚上我會和老婆出門吃飯、看電影、看表演或去酒吧喝點東西；如果我們在德國，情況也差不多，只不過去不一樣的餐廳不一樣的電影院，生活型態其實差不多。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搞公投自取其辱，逼年輕人當砲灰，普京玩起「俄羅斯輪盤賭」 ｜ 更多文章 ）

我去年出版新書後在德國舉辦了多場朗讀會，朗讀會上許多讀者會問我，台灣的生活是不是和德國的生活非常不同，我想他們可能沒有到過東亞，沒有到過台灣，所以有這樣的疑問。其實台北市是國際大都市，台灣的餐廳和電影院其實跟德國的沒太大的不同。

德國之聲：目前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明顯提高，根據您的觀察，德國人對台灣的認識有增加嗎？有沒有對台灣產生更高的興趣？

施益堅：這一兩年來，特別是這一兩個月來，在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訪問台灣之後兩岸情勢緊張急遽升高，西方媒體對此報導的非常多；特別是中國的崛起讓許多人感到害怕不安、對未來感到憂慮，所以這幾年來德國人對台灣的了解的確是增加了些。我最近在德國辦朗讀會，發現有些人不一定對我的小說或我個人感興趣，極可能是對台灣感興趣才來參加我的朗讀會。他們想認識台灣，卻不知道該從哪裡切入。畢竟中國是幅員遼闊、有悠久歷史、豐富文化遺產的國家，一般對中國比較有印象。因此這些人來參加我的朗讀會，想透過我來對台灣有更多的認識。基本上德國人對台灣的興趣好像提升了一些，當然還是很膚淺。但的確有這樣的趨勢。而且東亞在21世紀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德國人自認應該多了解東亞，所以我在朗讀會上也會把握機會向讀者介紹台灣，讓他們多了解台灣。

通常我會強調兩個部分：第一、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第二、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我覺得，雖然德國人沒有完全接受中國的宣傳，但相當程度上受到西方媒體的影響；德國媒體在報導台海局勢時有慣用的處理方式，那就是先簡單的幾句話描述台海剛剛發生的重要事件，然後會加上一句「中國視台灣為叛亂的一省」，作為背景資料的補充。這其實傳遞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思維，而且這個說法與事實不符。當然歷史上的台灣和中國有些關聯，但是歷史的連結相當複雜，在台灣有外省人有福佬台灣人等等，關係錯綜複雜，讀者如果缺乏足夠的背景知識，這些縱橫交錯的關係怎麼理也理不清，所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種說法太過粗糙簡略。

另一個重點：台灣是個民主國家。台灣這二、三十年來政治上的發展特別快，這一點讓我很佩服台灣人。我經常引用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發布的《世界自由度報告》，它最高分是100分；台灣這幾年來都得94分，跟德國一樣，名列「自由國家」，比美國的83分還要高，而2021年中國只得到9分。我經常舉這個例子是要德國人了解，台灣雖然是個遙遠的國家，但是在社會價值觀上不輸於我們西方，我希望德國人通過這個比較可以對台灣有更多的了解，而且支持遵從同樣價值的台灣。

德國之聲：8月2日到3日美國眾議院院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被北京視為是一種挑釁和干預內政的舉措；因此北京在裴洛西離開後連續數日在台灣近海施行軍事演習。台海緊張氣氛急遽升高。請問您對這樣的局勢有什麼看法？

施益堅：裴洛西訪問台灣時，如果我們只看德國媒體的報導，大家會以為兩岸戰事一觸即發。其實我今年夏天人在德國，等裴洛西離開台灣幾天後我才回到台灣。回來後發現台灣人的反應異常冷靜，不是不關心不害怕，而是他們知道當下開戰的可能性非常低；但西方媒體平常不大關心台灣的議題，突然間發生了點事，就嚇了一大跳，因為在此之前的國人沒想到台灣也面臨戰爭的危險。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搞公投自取其辱，逼年輕人當砲灰，普京玩起「俄羅斯輪盤賭」 ｜ 更多文章 ）

我和大部分的台灣人一樣討厭中國對台灣的步步進逼、霸道的態度，透過軍事演習來恫嚇台灣，打擊台灣的民主，企圖展示武力想讓台灣人懾服於他們的軍事強權下。我覺得中共的行為是一種錯誤的判斷，也是一種惡劣的行為。

德國之聲：您對軍事緊張的氣氛感到憂慮嗎？台海終須一戰？您的父母會希望您搬回德國居住嗎？

施益堅：我當然感到憂慮，也會害怕，但我覺得這五、六年間開戰的可能性應該很低，至於以後會如何發展我也無法預測。我知道習近平不會放棄統一台灣，我也知道台灣非常需要美國的支持和軍援，但是美國內部的情況極為不穩定，我們不知道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誰會當選，選舉的結果對台灣的未來會產生重大的影響。未來的發展真的很難預測。我父母和一些朋友的確希望我回德國居住，他們擔心我和我妻子的安危。有時候我也建議我的妻子學一些德文，如果未來必須回德國居住，她會德文的話就可以生活得自在一些。這是台灣的現狀，沒有人知道幾年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千萬不要低估共產黨的企圖心。

德國之聲：您的中文程度如此好，以後有計畫用中文寫作嗎？

施益堅：沒有，如果有一天我用中文寫一個短篇文章，只表示我想試驗一下，我用中文寫作會不會寫出不同的風格。雖然我中文說得還不錯，但說和寫不是同一回事。我的德文程度很好，但寫小說時還免不了有詞不達意的時候，更何況是中文，所以要我用中文寫小說恐怕是不可能的。

德國之聲：如果您的德國朋友想到台灣旅遊，您如何用兩三句話來向他們介紹台灣？

施益堅：台灣人很熱情很友善，台灣料理比德國料理好吃很多倍，台灣沒有真正的冬天，台灣是個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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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邱璧輝 （采訪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