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後，香港兩家獨立新聞媒體《立場新聞》及《眾新聞》因受壓停運。時評人長平希望香港始終存在多種媒體抗爭形式。
去年5月，我受香港記協邀請參加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頒獎禮暨硏討會，談談在北京和香港政府收緊新聞自由空間的情況下，香港傳媒應如何自處。由於一些事故，我未能如約出席網絡現場。香港記協再邀請我將發言稿發表到該機構網頁。非常慚愧的是，我至今沒有完成發言稿的修改。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我知道香港同行期待我分享如何在嚴厲的言論審查環境中打好「擦邊球」。作為一個在中國內地媒體工作了二十年，從事過記者、編輯、專欄作者和主編幾乎所有崗位的媒體人，我不得不說他們找對了人；但是，如果聽了或者看了我的發言初稿，很多香港同行可能會感到失望。
我在回復中說，「能參加本次頒獎典禮暨研討會我感到非常榮幸。同時，也為要來和香港同行分享內地對抗專制審查的經驗感到非常悲哀」。事實上，那二十年的「擦邊球」記憶，給我留下的創傷和屈辱，遠遠大過這一聲嘆息。
擦邊球是不斷猜想別人，一直跟別人的指揮棒走
2008年，我曾經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一篇短文《我的怯懦和無能》，其中說到：「在媒體工作了十幾年，而且是在所謂的新聞前沿陣地，我受得最多的訓練就是風險把關。對言論的自律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這使我對自己感到厭惡」，「我甚至想到為這篇文章把關，擔心它讓一些同行感到不適。因為我知道，很多同行視把關為一種能力，可以四處炫耀，可以作為升職的資本。我也擁有了這種能力，而且每天都在運用它，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安，還感到恥辱，就像劊子手發現自己刀法還不錯一樣」。
去年8月，香港記者李智智女士再次就文字獄與「擦邊球」話題採訪我。她在報導中寫道：中國著名資深媒體人長平接受本台專訪時，卻對被盛贊的「擦邊球」技能感到羞恥，提醒港人紅線深不可測，別以為「懂得在籠子裡飛就是安全」，若不反抗和守護粵語，「只會任由極權將你變成當初（你）所厭惡的人」。
我在訪談中對她說，「擦邊球是不斷猜想別人，一直跟別人的指揮棒走」；獨立的聲音更是自己的表達，哪怕微弱到沒有人聽見。
我並不希望我這個態度被人總結為「與其含垢忍辱地生，不如轟轟烈烈地死」。以中共政權今日的強大，以及其國內媒體管制的精細和大外宣的普遍，不僅僅是幾乎我的所有中國同行，而且包括西方主流媒體、政府機構、知名學府和研究機構在內的絕大多數思考者和發言者都在含垢忍辱地生，都在力圖不直接冒犯這頭權力怪獸的情況下講真話，也就是打「擦邊球」。
2013年11月，《紐約時報》報導披露彭博社新聞主編溫克勒（Matt Winkler）自我審查，阻止揭露中國高層權錢交易的文章發表。溫克勒對此予以否認，還曾發表文章表示"發表敏感報導可能導致報社被趕出中國"，並以國際媒體在納粹德國時期自我審查以能在德國進行報導為例，來類比彭博社在中國的策略。事實上，《紐約時報》在中國的報導，也多次在自我審查的邊緣掙扎。 （相關報導： 「中國對付美國的戰略是圍棋思維！」美國智庫敦促五角大廈：全力應對中俄「新型競爭」，在灰色地帶更要「轉守為攻」 ｜ 更多文章 ）
既然西方媒體在納粹德國的「擦邊球」都是有意義的，那麼當年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進行發聲和抵抗的德國人的堅持，更是具有無尚的價值。今天的中國和香港亦是如此，無數媒體同行和其他民眾在政治高壓之下頑強承受，輾轉抵抗，以包括沉默、嘲諷、隱喻、學術包裝、消極合作、指桑罵槐、聲東擊西、借古諷今、「打著紅旗反紅旗」等各種形式對著權力說真話，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抗爭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