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鄧改革」終結在「習皇帝」手中，其複雜的政經含義，不是荒誕二字概括得了，兩者對中國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都是負面的。至此，中國人回答不了難題不少：毛澤東功罪、文革利弊、鄧小平功罪、八九學運成敗，現在又來了「改革開放」功罪，接受美國之音許波採訪前，我做了一點梳理，現貼出。
第一、國強民弱，制度面臨選擇
胡溫執政後期，大概2012年前後，中國基尼係數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著一個動盪期的來臨，中國出來兩句話：
1929年美國股市大崩盤，引發世界經濟危機，其後果包括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這個歷史，在2012年的中國，意味著什麼？
89則是對中共很不祥的數字，自然直指它的執政危機。
100萬億的固定資產，100萬億的現金儲蓄，中國政府是一個雙百萬億的政府；GDP大概50萬億多一點，人均4500美元不到；
中國政府變成全世界第一有錢，它可以拿出7、8千億去維穩，去強制彈壓民間。
2013年建國日，北京有一個太子黨聚會，毛澤東前秘書胡喬木之女胡木英昭告眾人，她與習近平談了一小時，其言可視作一篇《紅二代宣言》：
1、江澤民對於腐敗極力縱容，甚至慫恿；胡錦濤對腐敗閉目塞聽，默許放縱。以致今天腐敗已經發展到萬民怨恨的程度。如果沒有力挽狂瀾的措施，「亡黨、亡國」就不僅僅是一個警告，而會變成現實；
2、我們的父輩，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經歷千難萬苦，才創建了紅色政權。有人把我們叫作「太子黨」，我堅決反對；有人把我們叫作「紅二代」，我覺得恰如其分。我們「紅二代」對紅色政權的感情才最真摯，最深刻；我們「紅二代」才是紅色政權的繼承人；
3、那些被叫作「官二代」的傢伙，多得像蝗蟲，拼命啃食我們的「紅色政權」，就是他們不負政治責任的腐敗搞得民怨沸騰。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退一步，就是前蘇聯命運那樣的萬丈深淵，甚至比前蘇聯還慘。「紅二代」必須形成一個共識，即要高舉反腐敗的大旗，進行清黨，對敗家子官員要大開殺戒。只有這樣才能舒緩民怨，才能避免「亡黨亡國」。
——「絕不做亡國之君」，必須「重整山河」，整頓官僚隊伍，重新確立黨的優良傳統，恢復馬列毛信仰，挽狂瀾於即倒；
——要記取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絕不做戈巴契夫，致使在歷史轉折關頭，竟無一人是男兒，無人救黨救國；
——堅決反擊普世價值和憲政道路，奪回意識形態陣地的領導權主導權；
——到2021是兩個一百年：建黨一百周年、從毛到習一百年，實現GDP人均從6000美元達到12000美元、經濟總量從五十萬億人民幣翻到七八十萬億，接近美國，坐穩世界老二的位置，國力軍力超過當年蘇聯，成為東半球老大，並正式開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這就是中國夢。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開放非常成功，但是也充滿危機，既引發劇烈的權力博弈，也蘊含著制度選擇這樣的根本問題。
然而，這個時候走向中共權力頂峰的人是習近平，他跟薄熙來博弈之後勝出，代表一個新的權力集團即「紅二代」，既無執政合法性，也無民意代表性，必須創造出跟前面「鄧江胡」三屆不同的政治路線，而面對中國的危機，走向民主憲政是最佳選擇，但是習近平拒絕走普世道路，因此只有返回到毛澤東路線，他的路線設計「共同富裕」，區別於鄧的「一部分人先富」，更本質的是回到毛澤東「均貧富」的共產主義路線。
第二、「改革開放」的功罪
1、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相對於毛澤東的閉關鎖國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疑是一個進步；
2、改革開放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其中以八九學潮和六四屠殺為分水嶺；
3、簡單化的肯定改革或否定改革，是黑白兩極化，從中國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要保護改革的成果，也要糾正它的弊端和惡果，唯一出路是民主憲政。
六四屠殺後，鄧小平指示江澤民「絕對不跟西方翻臉」，這個時期經濟主帥是朱鎔基，江朱做的幾件事：
1、 在國內放縱仇外思潮氾濫，又大舉引進外資，將中國轉型為廉價勞力的世界工廠，重鑄政權合法性於「經濟起飛」基礎之上，打造出一個盛世，非常成功；
2、推行權力尋租，由二百個權貴家族瓜分國有資產；地方實行土地財政、強征強拆、城鄉濺血，形同「第四次國內戰爭」；「圈地」賣地、國企私分這兩條，最後落實到外匯儲備達658億（2005年），以及三十萬個「千萬富豪」，只占總人口的0.023%；
3、拆除「社會主義」，鑄成「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將中國人民送回「舊社會」，民間有諺雲：「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裡，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可以歸結為改革開放的成果。
但是這些成就，也有沉重代價，我歸納為「兩個喪失」：
一個是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家園可能會永遠喪失，就是因為這30年掠奪性的高速經濟發展。現在的權貴集團是拿走利潤，留下垃圾。現在中國大的生態環境已經完全被毀壞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陽湖幹了；還有北京的霧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第二個「喪失」是中國人的心靈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國人的心靈家園也沒有了。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無法擺平學潮，動用野戰軍殺進首都屠城，「六四」以後又以韜光養晦之策，跟西方做生意，進行了一種沒有人權、沒有勞動保障、低工資的廉價勞動力輸出，向西方提供低廉低價的產品，二十年經濟高速發展，成了全世界最富的國家，同時也把世界的貧富差距中國化，中國大概有三十萬個富豪，只佔總人口的0．023%，卻佔有中國80%以上的財富，令中國的貧富不均問題、人權問題都非常嚴重。鄧小平搞了一場「資本主義的大躍進」。
中共是在壓制社會、禁錮言論、破壞環境的條件下達至上述成就，歷史上無先例、理論上說不通，也令西方關於經濟發展引來社會開放和民主政治的預言破產，他們後來又一個新的解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主編喬納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管這個怪物叫「適應性專制」。
然而，跳過制度的改革開放，就是在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利益分配，導致腐敗氾濫，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而所謂「官二代」（或江胡兩屆執政）的腐敗，向太子黨提供了一個集權的合法性來源。在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時代，2012年位高權重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已經向胡錦濤挑戰，其方式是靠親信王立軍殘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紅」的文革手段，可謂習近平路線的預演。
習上臺六年中，有134萬名官員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職、大多數投入監獄。自2012年以來遭到整肅的中共中央委員比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還多。
事實上，在習近平不僅是踏著薄熙來的屍骨登頂，中國也因經濟發達而腐敗橫行，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權力，而勢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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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