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懷哲：在《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裡，有台灣與日本的距離

對日本60年代學生運動有興趣的台灣人來說，最近的一件大事，就是以日本 TBS 電視台半世紀前影像畫面為基礎的紀錄片《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Mashima：The Last Debate）在台灣電影院上映了。本部紀錄片的主題，是右翼日本文壇巨擘三島由紀夫於1969年5月13日隻身出席的一場辯論會——這場在東京大學駒場校區900號講堂舉行的公開辯論會，有千名左翼的「東大全共鬪」成員出席參與，而他們之中許多人期望將與他們立場南轅北轍、發起右翼民兵組織「楯之會」的三島由紀夫就此徹底擊潰。

本部紀錄片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內寶貴的歷史畫面。日本 TBS 電視台尋獲的這些五十多年前的影像畫面，其原來長度有將近四小時，後來由導演豐島圭介進行修復剪輯，並加入當年與會的學運領袖、盾之會成員、相關學者們訪談，還有對當時運動及時空背景的補充，讓我們得以更了解三島由紀夫的理念、他和這些學生們思考上的相同與歧異的地方，還有因此會面而對彼此留下的深深敬意。總體而言，這紀錄片非常適合對該段歷史不熟悉的朋友們入門了解。

日本消亡的運動時代

現在的台灣人很難想像，日本曾經有一段時期發生過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並有如此多學生湧上街頭與警方激烈衝撞抗衡。這實在不符合許多台灣人對於日本「溫良恭儉」「禮貌守法」的一般印象。然而若我們回到日本戰後的那段時空，就可以看到，對於國家守舊現狀、各種弊病的憤怒，對美國主宰日本命運的不滿，是如何普遍存在於當時學生群體的。日本學生曾選擇罷課、封鎖校館、堆疊路障或甚至更激進的方式來與各種公權力對抗——這有日本本身歷史的脈絡，1960年代於全球各地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如美國民權運動、反越戰示威、法國「五月風暴」等等，也與日本年輕人改變社會的激昂熱情與行動強烈共振。

當時日本的大學生，從在學校反修改宿舍規定、反私校化、反調漲學費，反美軍資金流入校園等事件為契機展開抗爭活動，其後擴散全國，並合縱連橫，進而將運動從校園議題上升至與國家權力的對抗，陸續提出了「大學解體」、「自我否定」等主張。「全共鬪」即在這樣的背景出現。「全共鬪」是日語名，意思是全學共鬥會議，是日本各大學在1968年、1969年，學運發展到最激進勇武時期，成立的跨學院跨黨派的大學內部聯合體，其中，以日大全共鬪和東大全共鬪最有名。「大學解體」、「自我否定」等主張就是由東大全共鬥提出，透過媒體廣為傳播。 （相關報導： 創設少子化大臣18年，大和民族卻越生越少！談談日本少子化政策失敗的幾個原因 ｜ 更多文章 ）

在這段期間，隨著抗爭活動激進化、勇武化，警方也在部分校園師生的支持下更積極地展開清場活動。如為清空一度佔領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學生，日本警方就出動了超過八千名機動成員，最後經歷了超過72小時的攻防戰，才將學生們最終逐出該建築物。然而在遭遇挫折後，東大全共鬪的學生並未就此鳥獸散，反而努力思考要如何延續這場運動，還要在哪些方面尋求突破。正是在這樣的時空與思考脈絡下，東大全共鬪的成員們決定邀請三島由紀夫來辯論，希望令他們眼中的「舊知識」與「新知識」有激盪火花的機會。

這場辯論被後人冠為「左右世紀之辯」、「世代之爭」。但是，儘管三島與學生們的辯論有其「左右對決」、「新舊對抗」的元素，其特徵卻遠遠不只如此，雙方立場更是在某些方面，意外地有其共同性。

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助理教授許仁碩曾在演講「日本左右翼運動中的暴力與解放：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中分析，雙方其實都並不反對「暴力」，像東大全共鬪會直面對抗警方，而三島與「盾之會」也參與自衛隊訓練、操習劍道強身訓練——在紀錄片中，三島就很直接地承認，他反對不設前提的反對暴力，並對在特定條件下採取法外暴力行為抱持開放性思考。許仁碩更提及，雙方都有「解放」的渴望，只是東大全共鬪想要「作為殖民者、帝國大學生的自我解放」，三島則是想「從美國支配下解放真正的日本」。在前者眼中，日本是美國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世界的鷹犬，而對後者來說，日本老右派們向美國拜服稱臣，根本是自喪日本主體性及文化的行為，儘管根本出發點不同，但兩者都渴望自美國束縛中解脫。對日本依附美國的這種全民不滿，紀錄片詳細展開其歷史脈絡——這是1960年「安保鬥爭」運動的延續。當年也是各種各樣意識形態的學生、勞工團體、民眾集結，一同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簽訂，一同表達他們反戰、反體制的訴求。

然而隨著運動的進行，內部各自的立場裂痕也日益擴大，不只是派系不斷增生分家，運動內新左翼激進份子的暴力事件也慢慢進入公眾眼界。進入70年代後，新左翼激進份子在海內外進行的劫機、無差別掃射等恐怖攻擊事件，讓民眾對運動觀感持續惡化，其中1972年發生的「淺間山莊事件」即是讓新左翼及學生運動形象自高峰跌落谷底的關鍵性事件。當時擁槍械自重的赤軍潛入山莊、挾持人質，其後造成攻堅的警方數名死傷，讓電視機前直播收看的許多日本民眾感到驚駭、恐懼，而赤軍也曾在內部整風過程中處死十二名同志，消息曝光亦引發日本輿論譁然。「淺間山莊事件」以及這些陸續傳出的其他事件，重挫了社會運動在日本的聲譽，被人怪罪為造成後來日本對抗爭活動、上街遊行反感、冷漠的重要原因，其帶來的沉重歷史枷鎖，至今仍未能完全解開。 （相關報導： 創設少子化大臣18年，大和民族卻越生越少！談談日本少子化政策失敗的幾個原因 ｜ 更多文章 ）

台日脈絡難以忽視的差異

二戰之後，日本人對美國這種矛盾的情感，與台灣威權時期的蔣家父子所經歷，也有些許重疊。我們在歷史學者林孝庭的兩本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裡可以看到：蔣介石不滿被美國掣肘行動，蔣經國則憤恨於美國對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的不信任及干預，不過政府層面的對美不滿並不涉左翼思潮。相對而言，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則有其左翼分流。但在對岸共黨政權對台持續性的敵意下，「左翼」、「反美」始終難以壯大，成為日益尷尬、敏感的存在；反而台灣民族主義中的民族自立元素是源源不斷有火花補充。當今台灣的主流歷史觀中，對美國的認知是，美國在戒嚴時期呼籲民主化及保障人權、支持台灣民主運動，在如今則給台灣提供軍事安全協助，是台灣仰仗的全球霸權大國。台灣並沒有像其他冷戰時期的右翼威權國家一樣，在民主化後開始擺脫束縛，思索美國可能「有」或是「沒有」在戰後國際格局、協助威權政權維繫統治上負有責任。因此，在看紀錄片時，當片中一位學者表示三島與全共鬪共同抱持「反美愛國」立場，或許這是曾經吸引過許多日本知識界人士的共識，而在台灣所處的歷史語境裡，卻難免感到，這種立場異數及離地般的存在。

台灣自由派政治在地緣政治立場上，與其他國家進步政黨/團體上的尷尬錯位，正是許多台灣人對全共鬪或全球60年代學生運動、乃至當今各國進步派政治感受矛盾的原因。各國左翼學生當年受毛主義感召展開鬥爭，然而台灣自由派政治反感中國共產黨；日本及全球進步派對沖繩反軍事基地社會運動抱持同情，然而台灣自由派政治認知到美軍近距離存在對台灣安全的重要性；日本進步派學運團體SEALDs反修《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然而台灣自由派樂見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有太多這種尷尬矛盾存在，而美國及其軍事力量對於台灣民主政體存續的重要性，正是台灣自由派政治難以反美到底的根本原因，儘管許多人仍努力保持著對美的建設性批判。

然而這智識上的平衡不容易保持，在近年歐美進步政治日益尖銳的趨勢下，有些台灣自由派也慢慢展現右傾趨勢。這無涉本質上的好壞，但台灣左右政治光譜的中線位置，本來就已經比其他許多國家還靠右一些，未來還可能再更靠右——這是因為在「新冷戰」中，若西方自由民主相對於中國現行政體還算是「右」，那中國共產黨的「左」無論現在還剩多少，都會是台灣自由派不願牽涉太多的混戰，也是部分人士日益敵意看待的思想。相對於台灣自由派這種困窘處境，採議會路線的日本共產黨，或是其他日本左翼團體想要動手批判中國共產黨，可能都還會容易些。

回到這部紀錄片，三島及台上學生們的辯論是非常哲學與抽象層次的，可能會和許多觀眾預期的不同。這也正提醒我們這種根本性的叩問，正是台灣當代不容易出現的存在。日本社會擁有、卻又被60年代許多學生們鄙棄的那種「穩固感」，是東大全共鬪希望解放與翻轉的對象，然而這種「穩固感」在台灣人眼中，卻不幸地是至今沒嘗過一天的餘裕——無論是對冷戰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及其人民，或是民主化後面臨中國崛起的台灣民眾而言，都是如此。

因為現實挑戰的即時性，台灣社會的集體性格（若它存在的話）奠基在一種「轉瞬間一切就可能煙消雲散」的心焦上，既然連「存在」都無法保證萬全，很多根本性的叩問就難以深化發展——台灣社會容易因為焦慮或自我否定，很迅速就放棄對於戰略性與思想性的討論，精神都集中在戰術性及速食性的議論上。近年日益惡化、傾斜的兩岸關係更是加強了這一態勢。或許也因為這樣，在看紀錄片時，一邊學習歷史，一邊還有了幾分，在意識到台日脈絡差異後的羨慕。（完） （相關報導： 創設少子化大臣18年，大和民族卻越生越少！談談日本少子化政策失敗的幾個原因 ｜ 更多文章 ）

（這是《世界走走》的第56篇原創報導）